当前位置:首页 >> 研究中心 >> 工作简报 >> 正文
  • 工作简报(2011年第1期)
来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作者:本站  发布时间:2011-4-22 14:46:27  阅读数:

工作简报
                          (2011年第1期)
          2011年4月


我中心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3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今后的立法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放到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上来,同时还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完善。《非遗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3月3日,我中心就《非遗法》的颁布举行了座谈会,与会人员在盛赞这部史无前例的法律的同时,也对其中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非遗法》千呼万唤始出来
      康保成教授:《非遗法》的制定历经十年,开了三次人大会议,最终获得通过。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中间凝聚了好多人的心血。《非遗法》的出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个标志性的事件。以前的非遗保护,用的是行政文件,直到《非遗法》的出台,才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变得有法可依。当然,一部法律的出台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以后还有待出台一些细则,进一步完善。像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虽然1950年就颁布,其后历经大小修改若干次,而且它把物质的、非物质的都放在了一个法中。我们以前有《文物保护法》,是物质那一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独立的一块儿。所以说,《非遗法》的出台,意义重大。希望大家就这部法律展开讨论。

二、保证了以后展开工作有法可依
      高小康教授:首先《非遗法》出来很重要,我们以后进一步展开工作真的是有法可依了。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这么多年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很多活动,如何去定性,如何去操作,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政策法规相关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非遗法》的出台,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值得祝贺的事。
      《非遗法》的适用、完善、以及法理上的科学性如何,还要逐渐地在将来的实践中去确认。但是现在看来,它比较清晰、简洁,有利于操作,以后想充实也有空间。
      具体来说,《非遗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很清晰,更合乎中国的语法,听起来更顺。新法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却没有“保护”二字,可能是因为立法对非遗采取的态度和措施,提了两个概念,一个叫保存,一个叫保护。详见总则的第三条,所以叫“保护法”,可能就不太准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的只是保护。我们分成了保存和保护,都是保护,只是不同层次的。但我个人觉得分开了以后,有点观念上的模糊。保存算不算保护?如果算的话,保存又该怎么去界定它?《公约》里保护分为不同的层次,我们分成了一个保存,一个保护,那如何定义保存的地位和价值呢?
      对于应该纳入保护里面的,《非遗法》第十八条提到:“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用四个明确的定语来规定价值,这样似乎不太够。因为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也就是说相关人群他们的态度,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的认同,他们的社会心理需要,实际上也是非遗的价值,甚至可以说是非遗的起点价值。只用历史、文学、艺术、科学这四个过于精确的概念来规定价值,反而有所疏漏。
      再如《非遗法》中的第四条,很有中国特色。我们国家的非遗保护,不是纯粹的学术的,或是一个单纯的纯文化活动,所以第四条规定非遗保护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后面还讲到了三个有利于,这样就把非遗保护放到了整个国家文化战略、政治的背景中。这样有些活动,它们的价值,才更好判定。要是变成一个非常纯粹的学术活动去探讨的话,有些问题其实是表达不清楚的。
      最后再谈谈第九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一条鼓励每个人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有利于非遗活动的普遍开展。还有第三十一条,明确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取消和重新认定,这一条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定机制,还有以后代表的活性,都可以起到更好的保证。

三、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大措施
      黄天骥教授:《非遗法》是建国以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措施,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和执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员,我们有义务推广、宣传《非遗法》,这是执行一个公民应尽的职责。
      通读整部新法,我发现没有出现我们过去常用的两个字“精华”和“糟粕”。提到了继承,没有提到批判。从学术上来看,此法体现了我国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非遗法》强调的是第一保存,第二保护。过去我们一谈到文化遗产,都是批判继承,精华糟粕,好像是合理的。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我们发现批判、继承很容易表现出对文化遗产一种粗暴的做法,以前也很难区分精华和糟粕。有的你认为他是糟粕,其实里面也含有精华的东西。而且此法强调了社会认同和民族认同。以妈祖信仰为例,过去的观点,宣传妈祖导人迷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完全忽视了妈祖信仰这个民族认同。如果以它为糟粕的话,不利于民族认同。每个地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团结。
      《非遗法》强调保存,这个利于目前的需要,因为好不好,保存起来再说,扔了再捡就很难了!非遗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认识水平逐渐提高,不好的自然淘汰,政府只要引导就好了。而保护,还有发扬和引导的意味。所以说此法一出,要认真体会,以便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





四、关于一些细节的争议
      康保成教授:首先,我想肯定的是《非遗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比联合国的《公约》更明确,可操作性强。
      其次,正如黄天骥老师提到的《非遗法》全文都没有使用“精华”、“糟粕”与“批判”等措辞。如果照以前,很多都不能被保护,都是封建迷信,比如很多戏剧是祭祀性质的,都不能被列进保护里。这样打击面很大!
      再次,我想谈谈第三十五条,和我们有很大关系。它提到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在非遗保护中的职责,但是没有提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这不是特别严密,把高等院校放进去更好一些。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没有一个很好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保护。研究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应该强调。因为有很多东西,还值得再探讨。像文化部搞了很多综合文化生态保护区,如梅州的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些综合保护区,在当代这样一个社会交流非常密切的背景下,怎么能够与非保护区隔离开来去进行一个整体性的保护?这个课题亟待研究,没有很好的研究,保护是谈不上的。
      最后,再谈谈第十五条,关于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我认为原则上是不错的,也是必要的,出于国家安全需要,此举可以理解。但在操作上,这一条应该制定细则,因为这一条的出现,会不会妨碍了中国文化国际化的推进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以敦煌为例,晚清政府发现了,但是政府腐败,国力弱小,没有办法保护,大量的东西流失海外。非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华文化要弘扬,不是办了很多孔子学校吗?如果全世界都在打太极,都在跳中国的民族舞,都在唱昆曲,不是很好?
      但是对于不可再生性的东西,我们又要分开来考虑。比如东巴文化中的贝叶经,很多被老外高价收走了。贝叶经不可再生,走一片就少一片了,再比如高价值的东西,如牙雕,象牙已经受保护了,所以不能随便出境。但是艺术品就另当别论,老艺人还在,明码标价地在卖自己制作出来的艺术品,外国人买的话,是没有办法限制的。
      而且第十五条执行起来,也有困难。比如外国人来看昆曲,拍了照片,也找了艺人座谈,回去发表了调研报告,不允许吗?再比如外国人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了贵州,去听侗族大歌,这种完全是民间自发性质的,无人组织,对外公开展演。外国人拍了些照片,也找了演员调查,是否事先要经过批准呢?还是事后要备案?所以第十五条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要制定有关的细则才行。
      黄天骥教授:细则的问题我也考虑了一下,有一些东西,是要保护的。比如景泰蓝,可以买,但是制作景泰蓝的方法,就属于我们的秘密了。你可以买宣纸,但是制作宣纸的技艺是我们的财富,应该要保护。可惜我们宣纸的技艺现在被日本人拿去了。买卖是不用限制,但是制作的方法应该受到保护。还有台湾现在也属于境外,很多台湾学者对昆曲研究非常深入独到,如果因为笼统的规定限制他们他们进来调研,将是学界一大损失。学术研究的路障,应该越少越好。所以说细则上要怎么准确,才有助于推行,这个还要再研究。
      高小康教授:关于最后一章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适用于文物的,用《文物法》解决。这个就好象说贝叶经和《文物法》有关系,变脸和《知识产权法》有关系,但《非遗法》是新法,那些法是旧法,本来在那些法中没有解决的问题,《非遗法》出来,又让它依据旧法来享受保护,新法用不了,旧法也不适用的情况,怎么办?所以最后一条表达不是特别严谨,不能简单地用新法套旧法,应该旧法根据新的法规再修订,适应新法的要求,应该考虑法的进一步修订和相互衔接问题。
      欧阳光教授:关于第三十七条,《非遗法》多次谈到开发、利用的问题上,前面加上了一个“合理”。这个限制词,考虑的很细,斟酌的非常好。虽然什么合理,不合理是要再界定的,但是它提出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要注意的趋向。因为我们往往会存在一种过度开发,过度就是另外一种破坏、限制、扼杀,在开发和保护上,强调合理是很重要的。
      宋俊华教授:我也想谈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非遗法》的出台,对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是一种限制,但对非遗的共享来说,就有可能是一种约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公约》的一个前提,就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共存。一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时,首先要保护自己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安全,也可以说是文化产权问题,这是必须的。但是第四条在提“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共存?
      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共存,是防止为了追求统一,追求政治性需求,而忽略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性的差异的存在。所以我们应该在做细则的时候,做出一些解释,怎么样保护各个民族、各个地方的文化共存?
      第二,对非遗的定义,简洁明了,但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也放进定义里,就不太好。会造成歧义。比如故宫,是不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不是一种实物和场所?那么归非遗范畴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表述成非遗保护包括实物和场所,是不是会更清晰一些。
      第三,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哪些采用保存,哪些采用保护,忽略了价值的量度。个体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时候用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这一概念来界定,就被忽略不计了……
      第四,新法中第六条的规定非常值得肯定,因为下去调研,如果经费不落实,非遗保护就是形同虚设。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是非常重要的。在出细则的时候,如果能把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也定清楚,就更完善了。
      第五,从第二十九到第三十一条的表述来看,提的是个体传承人,这个比较好明确和界定。但是非遗保护遇到的最大问题,往往是集体传承人。很多非遗传承的项目,如某些手工技艺,集体做的,归个体,无形中剥夺了很多人对非遗的享用的权利!那么其他人怎么享受这种保护?比如变脸,是集体创作,非某一个个体所独有,传承也是集体的传承,非那个人想传那个人都可以。第十五条对境外组织和个人到我国境内进行非遗调查的规定,也是一个集体的概念。对中国境内的所有人来说,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共有的东西,境外组织或个人是另外一个群体,拿走了这个东西,侵害的是所有中国人的利益。
      非遗的关键,是内在精神性的东西。比如技术,某种信仰,某种仪式的东西。第十五条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调查前要批准,调查后要交报告还有相关材料,但是没有提到传承人的问题,中国的传承人能否带外国的徒弟?不能,是不是有悖于中外文化交流。能,如果被他们拿去歪曲或作商业用途,又危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怎么办?
      这些都没有做界定和解释,是一个遗憾。
      高小康教授:我想补充的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是非遗保护的前提,《非遗法》第四条规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做到“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都不提“保护文化多样性”,反而是一个倒退。我们是缔约国,应该有国际承诺。
      黄仕忠教授:我想谈以下几个小问题:
      关于第三十九条“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时侵犯调查对象风俗习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处分。”只说调查时侵犯了,会怎么处理,那具体管理的时候,决策的时候,侵犯了调查对象的情况,怎么办?这一条定义定的窄了点儿。
      还有第十五条对于境外组织和个人在境内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规定,对于展开海外的学术文化交流,尤其对于海外人士想要了解中国文化,是不利的。定的时候有一种比较狭隘的想法。很多有价值不可再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已经用《文物法》来限制了它们的外流,把很多交流的东西,再用《非遗法》约束起来,会产生很多国际性的纠纷。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让更多人来关注,研究,甚至弘扬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林斯瑜:我也觉得第十五条的规定过于细致,就变得不可操作了。韩国的《文化财保护法》,专门有一条是促进国际交流。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些属于秘方性质的,就不能公开的。我们应该要制定一个细则,对需要纳入特别保护的项目,出一个专门的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开始也只有一个代表性名录,现在增加了两个,一个是急需保护的名录,一个是最佳实践项目名录。这种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借鉴。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很多,包罗万象,对于不同的项目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哪些是需要特别的保护,哪些是可以共享的?
      王霄冰教授: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走了这么远,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来说,感到非常振奋。像德国只有宪法,建筑法等法规中有那么一两句话来说明公民都有责任保护文化遗产。专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在国际上都不多见,所以《非遗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非遗法》规定具体,很少空话,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对于一个在国际上都少有先例的新法,肯定有不足的地方,有待于以后补充和改善。冯骥才先生最近在报上的谈话说到,时代交给学者的任务,学术的生命在于批评,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建议,在学术的立场,帮助国家在文化建设上,走一条更合适的道路。
      具体地说,我对《非遗法》的感想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一个行政法,强调了政府的职能、义务和责任,对其他个人、民间组织的责任和他们能发挥的作用就强调的不够。西方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依靠民间组织的力量,民间力量发挥的比较大。传承集体在当代往往以协会,学会的形式存在,他们可以发挥到很重要的作用。应该在法规中给予他们关注。《非遗法》对政府角色的确认,除了控制、鼓励之外,能否还有服务的角色?尤其是第十五条,完全体现出一种控制的角色,能不能推进和促动一下?而且对于手续办理能否简化一些,归哪个具体部门管,似乎也不是太明确。
      其次,只说境外组织和个人,比较笼统。国外也强调文化主权,但有学术优先的原则,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得到支持和鼓励。你不能把学术机构和其他的政治、宗教机构,还有一般的旅游者混为一谈。学术机构是来宣传,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最后,感觉这个法比较少关注到非遗本身的特性,即文化的流动性,非物质文化总是处在变化和发展中,我们用保护文物的固有概念来保护非遗,就会比较少注意到它中间的流动的因素。比如再说到变脸,传到国外,外国人变脸和中国人变脸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在传播,怎么样在变,我们永远是本身态,他永远是衍生态。这就是文化的多样性。要保护非遗,除了保护某种固有的形式,还应该保护传承人,以及更重要的是保护民众群体本身的创造力,对艺术特殊的理解和感受!
      陈志勇:我也是对第十五条感觉应该出一个细则。因为它只是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在境内做调查时,应该怎么做。那如果不遵照,有什么处理的办法?惩罚的机制是什么,都需要明确。以我去做皮影调查的情况为例,有些有价值的东西确实被外国人先买走了。所以适量的限制,以及在哪些层次上限制,哪些是不准交易买卖的,都有必要出一个细则,才好执行。
      还有立法对于非遗保护经费的支持,对非遗的存在和今后的传承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第三十条就提到“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有的时候非遗如果没有学徒,这条线就断了,所以经费的支持,非常重要,它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怎么以一种活态的形式传承下去。
      倪彩霞:我把我国的《非遗法》和韩国的《文化财保护法》比较了下,有以下两点感想:
      一、我们的《非遗法》好像还是个行政系统的规定,文化遗产的申报、认定和保护主要是文化主管部门在做,像文化局,文化馆等,非遗很多项目保护的主体并不是他们,但是他们又要做为一个主体去对这个项目进行保护、管理,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多地方不太明确,不太好操作。
      二、关于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在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我们做了很多限制。韩国的《文化财保护法》虽然有促进国际交流的规定,但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限制更多的,条例更多,对文化遗产在境外传播也有规定,以及如果流到国外,如何追回,跟国际法规又怎么协商等。感觉我们的《非遗法》还是简单了些,比较粗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董上德教授:《非遗法》体现了尊重民间文化生态,尊重民间文化心理,培养了文化自信,这是绝对要肯定的。
      但是《非遗法》在某些规定上粗线条了点儿,需要细化。如第五条,“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是歪曲和贬损?以什么为标准?不明确的话,怎么操作?还有第十二条“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各地情况不同,如何建立这个共享机制?这些都需要细则来做进一步说明。
      黄天骥教授:首先细化是一个方面,我们定一个法,当然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所以第一条就规定“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制定本法”。但是我希望以后用全球的眼光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要只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也要为了全人类文化的发展。因为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不仅要保护本国的文明,还要对全世界的文明都作出贡献。不仅仅要保护,保存它,还要在全世界都弘扬它。这样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有更重要的意义。
      康保成教授:总之,《非遗法》出台,标志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法制化、常态化、科学化的阶段。2001年,昆曲进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年来,中国的非遗保护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一方面,提高了全民的保护意识,但是另一方面,一哄而上,赶时髦,抢“蛋糕”,一些不规范,一些错误的做法全都出来了,都没有来得及纠正。《非遗法》的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想围绕非遗保护而产生的不正之风都会逐步得到纠正。今天的座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