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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简报(2011年第3期)
来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作者:本站  发布时间:2011-9-20 14:10:10  阅读数:

工作简报
                           (2011年第3期)
          2011年9月


我中心成功举办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暨第三届中国高校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2011年8月2日至3日,由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的“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暨第三届中国高校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市白云山广州大厦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相关研究领域民俗学、民间艺术、戏剧学、人类学的知名学者共38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7篇。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日韩非遗保护比较,热门话题之一就是日韩两国的非遗保护实践和经验,作为世界上较早把非遗保护从立法层面固定下来的两个国家,保护实践已进行了约半个世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韩两国已有的非遗保护实践和经验,对我国非遗保护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各国非遗保护立法制度、政策、经验
(一)日本
      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宫田繁幸先生《关于日本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介绍了日本立法保护的三类无形文化遗产以及指定标准、行政程序、保护措施和传承者认定方式(个人认定、团体认定、综合认定),强调日本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是视不同对象而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对无形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存技术的保护措施主要是向认定的个人及团体提供经济补助,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记录。而民俗文化遗产的行政资助对象主要是由地方民众组成的团体,包括向周边地区或更广泛地区的居民宣传无形民俗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会、讲习会等普及启发工作团体,甚至国家指定外的无形民俗文化遗产,也可向国家提出资助申请,这是有别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一大特点。
      九州大学学者关一敏,十年来一直参与日本福冈县民俗类的文化财保护审议工作,他在《“无形民俗文化财”的思想与现实——从日本福冈县民俗文化财的审议角度来看》,一文回顾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出台背景、变迁,法律分类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与民俗文化财有关的立法条文的历年修正情况,民俗文化财的指定、认定、保护程序的实施过程。著者指出,虽然无形民俗文化财有采取原型保存措施的必要,如节日中的仪式,但这与民俗随时代和人的流动而发生变化的特点并不相符,无法通过保护仪式而达到保护民俗的目标,因此政府行政管辖下采取的保护措施主要是记录,但记录某一时期相对固定不变的范型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文化财通过某个人在某个时段的活动固定下来,也就变成了被给予评价的物品或行动而已了,一旦被冠以‘财’字,随之而来就是赋予价值评价、大搞评级活动,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这抑或是文化遗产保护无法绕开的悖论。
      爱知大学周星教授《文化遗产与“地域社会”》在解释“地域社会”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介绍日本各地方公共团体、文化遗产各方当事人积极参与遗产保护的经验,他指出在日本各地均活跃着一大批致力于保护、传习、开发和活用本地域内各种文化遗产的民间社团,这些地方性、民间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在“地域社会”的文化传承中发挥着核心、骨干和凝聚的作用,如《文化财保护法》中“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的制度正是在各地市民团体组织和发起的保护运动背景下促成的,这些保存地区通过居民的积极参与而成为富于历史个性魅力和生命活力的新社区。著者以“白川乡合掌造村落”、福岛县只见町的民具保存与活用运动,爱知县丰桥市的民间祭祀活动为例说明文化遗产保护目标是实现遗产世代传承和增强遗产所在社区的活力,因此,必须使“地域社会”或文化遗产所属社区居民,包括文化遗产各相关当事人(传承人、所有人、保护团体等)能够广泛参与到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中来。
     九州大学在读博士生白松强《中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比较研究》在回顾中国和日本非遗保护历程基础上,从传承人退出机制,重点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的非法调查,鼓励市场竞争方面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从日本首创非遗立法保护,人间国家传承体制,立法修改完善程度,遗产保护的全民共识化、常态化,遗产类型的系统完整性方面介绍了日本非遗保护的特点。
     从上述研究者对日本非遗立法保护和实践经验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以下四点:
     第一,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立法保护的非遗类型划分依据主要是保护措施,有着较为全面的传承人认定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指定重要的文化遗产之前,首先要启动事先记录调查机制,宫田繁幸认为“事前进行充分的调查是无形文化遗产的指定、选择、选定,以及保持者、保持团体等的认定的前提。”“这(事先调查)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经验,也要及时把握学术动向和相关研究成果。”
      第二,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修正频率之高,体现了日本非遗保护灵活务实的一面。
      第三,在国家设立的非遗名录体系方面日本与我国存在的差别是:在日本,由地方行政机构指定的文化遗产成为国家指定的重要文化遗产后,地方行政机构的指定即会自动解除,涉及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问题。而在我国,地方政府一级的非遗名录中,是包括本地进入国家级名录的非遗项目的。
      第四、日本非遗保护经验说明,任何非遗保护,都离不开地域社会民众在保护各个环节的参与和支持。
(二)韩国
      全南大学学者金容仪《韩国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和课题》使我们了解到韩国的重要非遗被分为文艺类和技能类,文艺类有音乐、舞蹈、戏剧、游戏和仪式、武术;技艺类有工艺技术、饮食。著者分析了韩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三个核心特点,一是强调“原形主义”;二是重点保护主义,这也导致没有被指定的文化遗产受到忽略;三是国家主导的教育传授制度。针对韩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著者援引了多位研究者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从著者的介绍中,可以看到韩国传承人认定制度在认定非遗重要“保有者”(相当于我国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还设有侯补和助教制度,这已经是从制度层面确保非遗传承人的代际连续性。在研讨会发言中著者指出这些非遗保护和培训,都有一个传授、教育、管理和监督的环节,文化财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会对非遗保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非遗实际发展过程中,专家现场观察,文化财委员与展开具体传承传授的保有者经常发生冲突。
      檀国大学学者许庚寅《韩国<文化财保护法>的架构探讨》一文,指出1962年出台的《韩国文化财保护法》目的在于通过对文化财的保护来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而对全人类的文化发展有所贡献。著者举例指出当前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详细讨论了文化财保护中文化财厅的角色,附属其下的无形文化财科分为公演艺术、工艺技术、振兴业务、改善业务等四个部门,主要承担无形文化财和保有人的指定与废除的权利,对无形文化财的保有人、技艺传授过程、无形文化财的发扬与改善等工作进行有效监督。著者指出,在韩国,与其它遗产保护相比,非遗相对地更受政府的重视,而韩国第四代国玺的制作案例,显示出非遗保护考验着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水准。
      与上述学者相似,高丽大学学者田耕旭《韩国假面剧的传承和保护》以韩国假面剧的传承和保护为例,阐述了韩国非遗国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国家行政资助系统培养假面剧传承人反而出现的诸多不利传承的因素,因政府只承认少数保有者,导致传承权力集中在技艺保有者手上,许多制度外的技艺出色、资质优秀的传承者被排除在外,隶属于保有者的助教及其他传承人之间存在众多矛盾,这种由国家介入、对传承者实施资助的保护措施引发了传承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削弱了非遗保护效果。针对这些问题,著者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同时针对非遗保护中的“原型”主义,寻求原型与创新并存的保护举措。
      我国中山大学的青年学者倪彩霞《从法圣浦端午祭申遗看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考察了法圣浦端午祭仪式举行情景,申遗过程、国家文化财委员会委员的入选资格,韩国遗产保护的组织机构及承担的不同职能,非遗不同主体的作用和立场。阐述了韩国非遗保护过程中如何处理保护与开发二者的关系,著者同样也注意到韩国非遗保护对“原有”形态的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的问题,进一步指出,这恰与我国非遗保护实践中追求创新、开发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
      从中韩学者对韩国非遗保护的研究中让我们看到韩国非遗保护制度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如保护非遗“原型”,突显了继承与创新的矛盾。而由国家实施的传承者认定制度,导致了非遗传承成员间新的不公平现象的出现,这对于刚刚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我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非遗保护基础理论研
(一)非遗保护研究
      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从“革命”到“守成”的世纪转变》一文把遗产置入历史演变的脉络中来思考,分析我国近代自“辛亥革命”到“文革”和当代“申遗热”所体现的世纪转变及其社会影响和文化原因,认为当代展开的遗产保护是传统的重新回现,标明我国开始自上而下主动与世界连为一体,要求亿万国民尊重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参与人类的共同发展,而不是革命年代强调的大一统或意识形态的对立抗争。
      中山大学宋俊华教授《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则针对当下非遗保护方式之一——生产性保护,对其理论依据、实践难题、基本原则进行了讨论,推进了我国非遗生产性保护的理论研究。著者指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强调从非遗发生本质即生产中去探索保护方法,既强调继承性、又重视发展性;既强调外在保护,又重视自我发展;既强调精神性,又重视实践性、经济性,认为在具体的非遗生产性保护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为主、依法生产等原则,才有利于非遗的更好发展。
      中山大学高小康教授《走向“后申遗时期”的传统文化保护》对我国已在进行的“申遗”保护工作进行了反思,认为以申遗为中心的时期是非遗保护的启蒙和普及时期,在申遗的轰动效应过后进入“后申遗”时期,意味着对前一阶段工作的反思,需要把非遗保护从重申遗转向重保护,重新认识生产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等观念。特别是反思生产性保护中的传承者权益以及非遗衍生品的经营问题,从文化生态主体的视角反思和重新认识过去的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与措施,从而推进传统文化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陈勤建教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众生活中活态保护传承——再论现实生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关系》一文中指出,非遗的本质在于它活态生存于现实生活中,保护非遗的目标是使今天民众的生活更加美好,在分享前人的经验中有更好的发展。因此,非遗的活态保护,是一种融入现实民众生活流中的传承和建构,著者以苏州市、上海市、四川北川县三地的非遗保护为例生动地说明了非遗如何立足于特定的生活场、生活流、生活相而得到传承和发扬。针对非遗活态生命力,著者指出“相关法律保护,不管是知识产权法,还是保护文化空间的法律,或者是保护社区成员实践其遗产权利的相关法律,都只有在它们有助于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时,才可以算保护。即使是设备最好的档馆、最齐全的数据库、最眩目的网络互动平台或者最全面的知识产权立法,也只有在它们证实能促进遗产未来实践和传承时,方可称作保护。”
      从上述我国学者对非遗保护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我国非遗保护从保护观念、意识到保护方式的实施,在立足我国自身国情基础上,追求与国际的衔接,正处于不断调整、反思之中。


(二)非遗学科化状况研究
      重庆文理学院谭宏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当代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路径——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从现实案例出发,指出教育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内容,而以文化为主体的素质教育把非遗纳入其中,对于培养受教育者的故乡之爱、文化多样性态度、实践与创新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着这些重要观点,著者指出重庆文理学院以非遗理论研究为基础,以课程建设为核心,以资源与机制建为保障,在大学非遗教育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
      重庆文理学院刘壮《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三问——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学学科化的思考》在总结近年非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大胆设想,从非遗研究对象(是人还是物),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以及从知识生产角度讨论非遗学科的构建问题,指出根据UNESCO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以“群体、团体、个人”作为主体的限定,以及对“自我认定”的强调的非遗界定,明显有着以“人”为主体的彰显,加之动态传承的保护诉求,非遗保护从物转向了“人”的主体性,由此在讨论非遗研究对象时,人的文化权利,遗产与人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以及田野调查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何种功能,进而在此基础上对遗产志的书写,参与非遗田野调查的研究者行为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探讨。
      在研讨会上,日韩学者也就本国的非遗学科现状进行了讨论,韩国学者田耕旭指出,在韩国正式大学中设有文化财学科,如高丽大学、韩林大学、全南大学都有某些教授设立的协助课程。对于高丽大学而言,文化遗产学专业下有民俗、考古、美术,博物、文化学比较。学者吴秀卿提到韩国成立有专门的国立传统文化大学[学校网址:http://nucheng.nuch.ac.kr/nuch.html?NUCH=I0304。],于2000年正式成立,专业设置有文化财管理学科;传统景观建筑学科(traditional Landscape Archifecture);传统美术工艺学科;文化古迹学科;保存技术学科。日本学者关一敏则从学生就业角度讨论了非遗学科可以成立的可能性,他指出在日本有两个学科与文化遗产有关系,一个是博物馆学,一个是民俗学,但学生面临就业困难的问题。他认为成立非遗这样的学科,就业的去向很重要,假如中国未来会建立很多博物馆的话,成立此类学科培养人才是很有希望的。

三、非遗保护个案研究
(一)日本非遗个案
      山口建治《乡傩传来和日本化——以镰仓市御灵神社的祭祀活动为例》探讨日本镰仓市御灵神社“御灵”祭祀举行过程,与中国南方的“送瘟船”祭祀相似,考证御灵思想的来源,认为是日本民间御灵会实际上就是大陆移民们所祭祀瘟神的“五灵”会祭祀,是中国民间傩仪传到日本后本土化的结果。
      把遗产开发为观光资源,成为各地外来者的参观和体验的目的地,外来者对于地方遗产产生何种影响和压力,成为近年遗产研究的热点问题,九州大学学者饭岛秀治《在保护与观光之间——以宫崎县椎叶神乐事例为中心》对此进行了讨论,他从学者、行政、媒介、旅游公司、居民等不同主体的角度阐述了椎叶神乐成为国家指定的“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后所发生的变化,讨论“文化的客体化”对于椎叶神乐以及当地生活产生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了学者在无形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这对于我们思考由非遗商业开发导致的传承主体“客体化“,成为外来者“凝视”的物化对象这一问题时,有着重要的启示。
      名古屋大学学者樱井龙彦《人口稀疏化乡村的民俗文化传承危机及其对策——以爱知县“花祭”为例》以日本爱知县东北部山区传承的“花祭”为例,阐述日本社会因老龄化、村落人口减少,导致民俗文化后继无人而不断衰退,面临彻底消亡的危机,针对日本非遗这一共有的普遍性课题,著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包括调整举办日期,缩短仪式内容,允许外来的新的传承人进入、学校教育包括在外地培养传承人才等措施,这些措施,打破了民俗学关于民俗是根植于地方文化的观点,尤其是由非本地人承担“花祭”的传承活动时,造成祭祀活动人员构成的本质性变化,即祭祀活动从人和神的交流(神人合合)变成了人与人的交流(人人合合),如何看待这些变化,樱井龙彦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地域居民的人生态度。……这一问题像外来者包括专家在内,不能随便说这个问题,要由和民俗在一起的人们来解决,解决的主体是他们,不是我们。”  
      神奈川大学的学者星野紘与樱井龙彦关注的话题相似,他在《关于日本人口过稀、少子老龄化社会村庄传统表演艺术的衰退以及相应措施》一文中从更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日本村落因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导致传统表演艺术传承中断、消亡的情况,那么如何才能挽救村落传统表演艺术?著者观察到,有的传统表演艺术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与迁入城镇中的村民及有血缘、地缘关系的亲属、人士的努力协助分不开。进一步地,著者看到日本行政方面正在实施“绿色旅游”、“定居自立圈共生”、“历史文化构想”等项目,尝试把景观良好的城市项目与一定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等所有遗产统一进行保护振兴的一体化措施,与中国正在实施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类似。而研究农学的专家开始介入这些研究领域引起了著者的注意。
      樱井龙彦和星野紘探讨日本老龄化社会对非遗传承带来的影响,即在非遗传承主体、空间丧失后,非遗传承应当如何进行,这种状况,在中日韩三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王晓葵教授认为原本由村落居民传承的民俗转为由外来者传承时,是传承主体社会化的表现,这种民俗活动已成为社会公共行为,原本由村落传承的民俗活动,是伴随着信仰的生活的一部分,但由外来者进行传承时,缺少了信仰层面的心意传承,当对两者传承的结果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人人合合”的新形式取代了原有的“神人合合”,也即都市人传承原属村落传承的民俗时,满足了都市人的某些怀旧体验,这样,这些民俗活动也就因传承主体的变化而有了新的文化意义。
      王晓葵教授《明治改历与近代时间秩序的重构》一文论述了日本明治时期通过行政手段废除中国阴历,改用西方公历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日本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著者从明治改历的原因,公历在民间的普及、实施及反思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东亚社会近代时间的构建,和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从废除旧历、改用阳历,到后来对旧历的重新评价,都是人们根据当下的价值对生活所作的判断。许多历史文献都是用旧历描述的,如果抛弃旧历,会割断当下与历史的关系。而旧历作为地方性知识,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针对这一议题,中山大学康保成教授指出明治改历,是行政影响民俗,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成功显例,虽然在改历初期很多人有不同程度地反对,但一百年过去了,日本民众现在已经习惯了,因此,需要仔细审视政府介入民俗产生的影响。中山大学刘晓春教授认为阴历是一种与历史文化认同相关的时间制度安排,而阳历则是现代国家公共管理的时间安排,现代以来,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采用阳历,亦是把国家的公共生活纳入欧美主导下的社会文化体系之内。但我国近年把与阴历有关的传统节日设为国家公共假日,是民族文化认同在时间文化制度上的一种反映,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保护阴历制度对于保障文化延续是一个开始,那么,时间制度的重新安排对于传统文化有哪些影响,一些悠久历史文化基本上面临渐渐消失的处境,是因为社会变化还是时间安排,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韩国非遗个案
     汉阳大学的学者吴秀卿《韩中民俗祭典中的儒家祭礼——以法圣浦端午祭和天津皇会为例》详细考察了中国天津皇会和韩国法圣浦端午祭仪式,探讨儒家祭礼在民俗祭典中的渗透情况及其内涵,韩国法圣浦端午祭仪式是儒家祭礼和巫俗仪式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以看出不同阶层信仰及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天津皇会的妈祖信仰则交织了包括儒家统治秩序在内的更为复杂的信仰系统。著者指出“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民俗祭典受儒家祭礼,反映从国家到地域对统治秩序的肯定,增加其威严。”    
全南大学学者梁会锡《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老鼠故事》一文在分析、比较和总结中国各民族与老鼠有关的民间故事,通过分析老鼠与猫、老鼠偷吃粮食、老鼠嫁女等情节类型,阐述不同民族是如何理解人与老鼠的关系,童话思维、现实生活以及佛教信仰如何渗透在老鼠故事中的。著者指出,民间故事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在于“在很长的时间内由广大民众创作而流传下来,……在时间和空间上,民间故事贯通着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较完整地保留了其文化的深层底蕴。”
      全南大学的另一位学者李珠鲁《梁祝故事在韩国》一文介绍了梁祝故事在 “相识”“求学”“殉情”等主要情节上中韩两国存在的差别,在韩国,梁祝故事出现在祈祷灵魂的巫歌中,情节中出现了“指腹为婚”的婚约情节,但却没有我国民众极为喜欢的“十八相送”情节,对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刘晓春教授就此指出在中国流传的生命复活故事原型在韩国得到了新的发展。
      全北大学学者郑元祉《韩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唱乐(Pansori)和昆曲清唱的现状与课题——以全州大私习大会和苏州虎丘曲会为例》对比了中国苏州虎丘曲会和韩国Pansori全州大私习大会传承上的异同点,指出两国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不同的传承基础,指出韩国全州大私习大会存在诸多弊端,而中国虎丘曲会以各地曲社爱好者为基础,虽有政府的支持,但却是爱好传统艺术的昆曲曲友为增进自身曲艺而展开的活动,因此,以虎丘曲会为代表的民间昆曲清唱活动与传统艺术特性有着内在的连续性。著者也认为从昆曲音乐发展出的昆歌这一新形式对促进传统音乐艺术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有着积极作用,是值得韩国Pansori借鉴的,著者指出“如果单纯因为Pansori是传统艺术,而力主将其置于保护的首要地位,这肯定会受到部分人的非议。但是如果我们弄清楚为什么必须继承传统文化,并且弄清楚通过继承传统文化能够追求到什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Pansori的重要性给予必要的重视。”进而对韩国Pansori大会从传统、教育、办会宗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三)中国非遗案例
     中山大学王宵冰教授《国祀、民祭与地方公祭——中、日、韩祭孔礼仪传承模式之比较》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梳理了孔子祭祀仪式在中国大陆、台湾及韩国、日本的实践模式、历史发展、演变脉络,让我们看到了祭孔仪式背后所体现的时势国情及不同主体对待祭孔的观念心态,在此基础上思考当代国家祀典类遗产应该如何得到继承和发展。
      北京大学博士后袁年兴《作为认知图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平遥经验》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为案例,认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平遥守住了文化空间体验和地方感,非遗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是平遥从“地方”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中央美术学院乔晓光教授《中国剪纸的新时代——现状、趋势及其问题》在回顾有关剪纸的重要研究成果基础上,指出我国剪纸正处在传承守护与发展创造共存并举的独特时期,一方面许多村寨的剪纸面临流变和濒危,一方面剪纸已经脱离民俗实用功能,发展为艺术类剪纸及衍生出许多剪纸风格的艺术品,从地域性风格中解放出来,向个体化语言风格发展,在当代社会生活正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传统。著者认为非遗价值观提升了社会对民间剪纸的认识和保护意识,提升了乡村剪花娘子群的社会影响力,但整个社会对农村妇女的真正尊重仍然不够。同时,成为非遗的剪纸不仅仅包含剪法和造型样式,剪纸还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本源的图形叙事象征传统,闪现着人性中感人的东西。对剪纸在文化、艺术、女性社会学、本体艺术思维和多民族活态文化空间、传承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待填补。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中日韩三国的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学科、国家背景,但探讨的都是大家关注的非遗个案和保护的热点问题,无论是讨论议题还是学术观点都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中日韩三国专家学者热烈而积极地讨论,发现了三国在非遗保护方面存在的共通点和差异性,为我国非遗保护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比较,有力推动了中日韩三国非遗保护方面的比较研究,也推动着与会的我国学者立足本国非遗保护实践,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我国的非遗保护。最后研讨会在宋俊华老师主持,康保成老师、高小康教授精彩而幽默的总结发言中结束。


     会后,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东亚经验宣言》,全文如下:


东亚经验——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协作宣言


      2011年8月1日至3日,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广州主办“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中国、日本、韩国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专家学者40多人。在会议上,各国代表对于中日韩三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和问题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形成了对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共识,提出了世界非遗保护的“东亚经验”,并倡议在此共识基础上开展东亚非遗保护的协作研究。
      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相邻的国家,目前都是拥有教科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多的国家。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保护项目的形成,我们可在半个世纪以前亚洲的日本(1950)、韩国(1962)关于“无形文化财保护”观念中找到先声。
      近百年来,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中日韩三国面临许多相似和同类的问题,如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文化传统的流变与消失、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对文化传承的影响、国家与民众对本土文化传统保护的共识,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发展的意愿等等。基于对东亚三国在上述诸方面的相似性和共识,我们认为在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中日韩已经形成了具有地域和传统文化相似性特点的东亚经验。对这种共同经验的体认、研究和交流沟通,有助于东亚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由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所开展的“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项目,构筑了一个由不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专家对话与交流协作的平台,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比较与经验互动的亚洲文化视野和实践领域,这个平台得到了中日韩三国学者的高度认同。在这里我们共同提出了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协作的理念:多元、共生、互尊、互助。我们的协作宗旨是:通过对话与协作,加强实践与互动,以此推动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探索并确立具有亚洲问题针对性和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经验。在此我们对以下协作的方式达成了共识:
      1.定期召开中日韩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性问题的研讨会,并通过不同国家背景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探索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将探讨的经验提供给拥有文化遗产管理和传承权益的政府机构和文化传承人。
      2.围绕不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疑难问题,开展三国专家学者联合协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地调查,在《宣言》协作理念的指导下,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可行性。
      3.在不同国家的大学和文化机构,寻找对不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交流与传播的机会,为不同国家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对话做出努力。
      4.对各国已拥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进行三国专家协作的专题性研究,促进并推动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传承。
      5.对不同国家相同类型遗产的申报,以及时间框架相似遗产的申报,开展联合协作的研究与调查,为遗产的可行性申报以及遗产疑难问题的解决进行互尊、互助的协作与对话。
      6.以各国学者协作项目为中心,建立东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研究的常态合作机制,推进东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7.以东亚三国比较研究为契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与理论的比较研究逐步推向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使东亚经验与全球其他地域文化保护经验形成具有学术深度的对话,从而推进国际学术界在非遗保护理论研究领域的合作。
      8.根据中日韩非遗保护工作中政府行为的重要性,进行非遗保护中的行政行为与民众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探讨社会合作机制对传统文化保护的作用。
      以上八个方面是“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学术研讨会”参与者和“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研究”课题组关于中日韩在非遗保护比较研究中进行协作的宣言。随着合作研究的开展和深化,相信东亚经验将会为世界非遗保护做出更大贡献。

                                                                                                                                                                                                                                                                 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学术研讨会
                                                                                                                                                                                                                                                                                                                   2011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