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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8期:聚焦非遗资源流失海外现状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网  作者:本站  发布时间:2014-3-5 13:03:34  阅读数:

导语:
      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成为可能。由此引发一系列疑问:非遗是属于其来源地及传播地的国家,还是属于全人类?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许多非遗项目流向国外,是非法流失还是合法流传?国外对于非遗相关实物(如制作手工艺的工具、艺术品、民族生活用品等)的大肆收购,对非遗传承是促进还是阻挠?我们又将如何保护珍贵的非遗资源,维护好我国的文化安全?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非遗资源的海外流失,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上弘扬我国非遗并维护我国非遗主权。

          本期内容
一、事件回顾
二、国家、全人类还是个体——非遗的权属之辨
三、文化传播还是非法窃取?——非遗项目流失海外之惑
四、阴谋还是阳谋?——探究外国人对我国非遗相关实物的收购
五、重拳出击——如何防止外国人窃取非遗资源?



一、事件回顾

1、非遗项目的流失情况
 (1)美国好莱坞将我国“花木兰”民间传说,改编拍摄为动画片,在全球获得高达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不但没有给中国人任何回报,没有事先征得同意,反而指控中国盗版该片。
   (2)日本人学走了中国传统的瓷器制作技艺,拿走了传统原料的配方和釉瓷,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此外,日本人还偷学了中国的宣纸制作工艺。


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宣传照

   (3)传统医药方面,韩国人在中国申请了“牛黄清心丸”的专利,日本在我国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了“救心丸”年销售额达上亿美元;日本公司大力开发我国《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方》中的古方,1980年以来日本就以我国中医药古籍上记载的二百多个古方为基础开发了新药;英国某植物公司对华人医生治疗湿疹的方法进行开发,获得巨额收益。
   (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电视记者全程拍摄了侗族鼓楼修建从选材、砍树直到鼓楼建造的全过程。


造型独特的侗族鼓楼

   (5)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常有外国人到贵州丹寨的排倒、排莫和远景等地全程学习从染料制作、画蜡到浸染、煮蜡、漂洗的蜡染全过程,造成蜡染技术的流失。
   (6)随着黔东南旅游开发的兴起,许多人在黔东南举办传统技艺表演和传授为主要手段的培训班,专门对外国旅游团队传授传统技艺。
   (7)川剧变脸绝技的相关案例:川剧艺术团到日本演出时,日方曾架设多部高倍摄像机,试图掌握变脸诀窍,但未获成功。2007年,研究出川剧变脸诀窍的戏剧演员曾金贵,收下一名法国女弟子,对此,四川变脸大师彭登怀称其行为不妥,是对变脸艺术的伤害,他表示变脸绝活不是不可以传给外国人,但需要以科学慎重的态度来做,他列举的标准是:热爱变脸艺术、人品好、有一定的技术功底、出于弘扬川剧艺术的少部分国外专家。


“外国人中国才艺大赛”上外国选手变脸失误跪拜道歉

2、非遗相关实物的流失情况
  (1)日本人为系统掌握赫哲族的渔猎生活状况,一年四季扛着摄像机摄录赫哲族的生活劳作场景,在赫哲族的鱼皮工艺制作技术已濒临绝迹之时,重金购买赫哲族的渔笼、鱼皮服装、口弦琴等生产生活用品。
  (2)1984年法国某访问团组来华,在两星期之内就从山西省收集到7个40英尺集装箱的民间刺绣作品,并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顺利运到法国。
  (3)一位德国人录制满族老人的民族民间故事并且出书。
  (4)许多外国人到云南考察民族歌舞,录音录像,并收集民族传统服饰。
  (5)一个名叫白俄罗斯的法国人在贵州为法国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提供苗族服饰达数年之久,扬言“将来中国人看苗族服饰要到法国去”。
  (6)2004年 ,一个日本旅游团到四川甘孜羌族聚居区私自招募200多名学生,把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歌、神话传说、服饰、生活场景全部描摹下来,并用气球在空中拍摄了具有独特人文景观的羌寨风貌,最后把这些珍贵资料全部以观光资料的名义带走。 
  (7)近几年,德国的古董商在中国收购的藏式家具,已有数十个集装箱从天津港等处发出。
  (8)日本民族学博物馆的一位教授用10万元将我国一座民居买下来后一点一点地拆卸下来,连带里面的桌椅和其他生活用品一起运回日本去,打算在日本民族学博物馆中把这座民居按原样重新展现出来。


外国学者对我国民族文化在研究、保护的同时,也可能危及文化安全

  (9)20世纪90年代的傩文化热,使得傩戏面具成为国内外文物市场上的抢手货。近年来,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要恢复傩戏项目,竟然找不到一件旧物。
  (10)湖南省的常德、长沙、怀化等地区的木雕文物,从“鬼市”上流失达30万件以上。
  (11)皮影大料流失海外,德国成为收藏我国皮影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
  (12)满文古籍《尼山萨满传》原本佚失,近年来却在德国被发现。
  (13)我国傣族珍贵的贝叶经、纳西族的东巴经书等大量非遗相关资料流失海外,仅被称为世界象形文字的水书每年就有1000册流失。
  (14)在1996年至2000年期间,不少境外文化商业机构在广州、厦门、上海等地设立办事机构,或是委托中方的进出口机构和文化艺术品公司进行收购,或是直接在中国注册时装公司或工艺品公司,从事民族民俗用品的出口贸易。

二、国家、全人类还是个体——非遗的权属之辨

      纵观非遗资源大量流失国外的现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非遗权属不明。如果非遗属于全人类,那么非遗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享就是理所应当的,不存在流失哪国问题;如果非遗是属于个人的,那么它的外传就属个人行为;如果非遗属于国家,那么国家就应保障非遗的文化安全而杜绝泄密……所以,非遗归属问题,乃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如何界定非遗权属?首先,我们来看非遗是否属于全人类共同遗产。所谓“非遗是人类共同财富”一说,在非遗学界甚为普遍,1989年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开篇即讲“考虑到民间创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可为一例。 而“人类共同遗产”则指全人类共同关心、共同管理、共同获益并为后世保留的财产,任何国家或个人不得对其主张或行使权利,也不得据为己有。比如国际海底、月球等都是公认的“人类共同遗产”。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其无法像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那样直接位于某国而属该国管辖,很多非遗为数国或多国共有。但是,非遗又具有地域性特征,它可以依据其产生和传播的地域来判定所属国家,并非像月球一样游离于各国之外。所以,非遗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类共同遗产”,而非遗学界所指的“人类共同财富”的观点乃是从非遗的对人类文明的价值而言的。


强调非遗是人类共同财富,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

      其次,非遗是否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社区群体? 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答案的,最著名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面对非遗的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遗在历史上的传承演变也的确如此,其创造者和传承人均是具体的个人或群体,社区居民是非遗的真正主人,拥有非遗的选择权和知识产权。但是,非遗的传承人或传承群体都属于特定的国家,他们的行为也会影响国家利益,更何况很多非遗已经成为公共资源,而不仅仅是某个个人或群体的。
      那么,非遗是否属于国家?1982年《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序言部分提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是各国的文化遗产。”这里“各国的文化遗产”意指国家是非遗的权属方。不过,国家若作为其领土上全部非遗的所有人,恰好与个人、社区对非遗的所有权产生冲突。故而,有些专家提出国家在特定情况下成为非遗权属方。西安交大的田文英教授对国家作为非遗权利主体的情况进行了阐述:一些进入公有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其传承人和作者的权利都应该由国家来行使。国家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主动收集本国濒临失传的有价值的民间文学艺术的材料,使自己成为传承人。出于保护国家重大利益的需要,国家还可以依法公开宣称自己是某项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比如对景泰蓝的制作和景德镇的某些国宝级的瓷器等。而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杨巧也认为,对于那些对国家和社会公众有重大意义并且非少数民族持有的传统技艺、民间文化,应当为国家所有,如中国的景泰蓝、宣纸等制作工艺、《木兰辞》等。可见,并非所有的非遗都是国家所有的,对于某些非遗还是应该“放权于民”。


景泰蓝、宣纸制作工艺,应该收归国有么?

      当然,在对境外主张权利时,国家作为非遗权属方就显得尤为必要。一些非遗流传范围广、影响大、对外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这种非遗应属于全体中华民族所有,国家就应该作为所有人来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还有一些非遗属于绝技性质,虽然为师徒或家族世代传承,但含有极富价值的商业秘密和文化秘密,就应该以国家的强制力来在限制此类非遗流失海外,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文化资源不被外国人攫取和侵占。

三、文化传播还是非法窃取?——非遗项目流失海外之惑

      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活态性传承的特征使其很容易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流传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非遗的活态流变性,使多国共享某项非遗成为可能。如新疆十二木卡姆在历史进程中演变为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和阿塞拜疆木卡姆,而它们又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说明,非遗的跨国传播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第一章第5条规定:“如遗产项目存在于一个以上的缔约国领土上,鼓励相关缔约国联合提交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材料。”亦说明非遗同属两国的情况,是鼓励联合申报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回顾非遗保护进程中在我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件事——江陵端午祭入选世遗事件。2005年,韩国上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获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该节日原型为中国的端午节,但流传至韩国后形成了一套特有的体系,包括“山神祭”、“酿制神酒”、“朝奠祭”等与中国传统端午节迥然相异的环节。不过,由于国内对此认识不够,许多不明就里的国人纷纷认为韩国人抢了中国的端午节,由此引发了一阵全民讨韩论战。一些网友表示:“韩国的无耻已经到极点,看看《大长今》对大中国文化的剽窃,韩国的无耻就已经表露无遗了。我们不能抹掉文化现象的民族性。文化可以世界共享,但是具体的文化现象是有国别的,是有民族的。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世界共享,外国人可以过这个节,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源于中国,只能是属于中国。”


江陵端午祭入“世遗”事件在我国引起广泛热议

      对此,民俗学家刘魁立解读到:“韩国申遗成功对我们的端午文化不会有什么冲击,无形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我们的文化传统被别国认同,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件坏事。”非遗依靠文化传播而发扬光大,这本身便是值得民族自豪的事情。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这类文化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如中药在日本被称为“汉方药”、日本的和服是由中国三国东吴及唐朝的服装样式演化而成、日本的浮世绘受到了中国的桃花坞年画的重大影响、韩国的宗庙祭礼乐也是引用中国古代音律演奏的音乐……非遗的跨国传播对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近年来,我国传统艺术团体频频出国表演,设在国外的孔子学院也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的非遗。单就2013年下半年,就有诸如“纽约石溪大学孔子学院举办非遗学习之剪纸培训”、“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孔子学院携手非遗传人带来‘被单戏’”、“徳国孔子学院洋学生来合肥学非遗”等事件。可见,我国的非遗项目正积极地对外传播,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中国的非遗。


传承非遗的“洋徒弟”为宣传中国文化做出贡献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中国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增加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等等,都是意义深远的。但是,从文化安全的角度讲,我们却又看到另外一番景象:
      2007年,韩国将“祭孔大典”进行了正式文化遗产申报;活字印刷术、造纸术、豆浆等中国人老祖宗留下的发明,被韩国人声称拥有发明权;韩国计划在2008年之前完成“风水申遗”的收集整理等准备工作;中国的浑天仪,也被印到了新版一万元韩币的背面,成了韩国人的“专利”。面对韩国人对传播至该国的非遗的“强占”,民俗学家白庚胜无不担忧地说:“韩国和中国的文化遗产申报已经全面地发生了矛盾。”他指出:“关键的问题是,无论针对哪种文化,我们都应尽早制订文化遗产保护战略,防止文化遗产和文化主权的丧失。”此言一语中的,如果处理不好非遗的对外传播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有可能动摇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有损我国的文化安全。只是一味传播而忽视文化主权的保护,本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些非遗项目,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文化名片和经济财富。
      笔者认为,对于非遗项目被国外所利用的行为,首先要分清“流传”还是“流失”。我们应该发扬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协和万邦的大国精神,鼓励正当的文化流传,对于外国人的合理使用应该予以包容,并积极向外国人展示中国独具魅力的非遗;但是,我们也必须及时喝止非遗项目的非法流失,捍卫好自己的文化主权,尤其是对于其他国家别有用心的窃取和据为己有,更应及时制止。而如何判断非遗是正常传播还是非法窃取,则应根据该非遗的性质和价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诸如民俗、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集体传承、民众性强且较少关乎经济的非遗,由于其本身就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是民间调节生活的娱乐方式,故其在世界多国范围内共有共享并不影响非遗的演变规律,也不影响我国的文化安全,属于正常的流传;诸如蕴含在传统技艺、艺术、医药、体育中的一些独特技能,由于在传统上“绝技不外传”就是这类非遗的传承规矩,而现实中也多涉及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独特文化价值,因此这类非遗流传国外就会造成国人的巨大损失,此即不当的“泄密”或“窃取”。如18世纪初一名叫佩里•昂特雷科莱的洋和尚卧底景德镇花7年时间偷学会瓷器制作技艺,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通过贿赂而偷学了中国的宣纸制作工艺,这些行径对我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我们敲响了保卫非遗的警钟。文物被别国抢走,还可以拿回来;非遗一旦被别国学会,我们还能拿得回来么?

四、阴谋还是阳谋?——探究外国人对我国非遗相关实物的收购

      有一位德国人说:“要看中国的浮雕到德国来。”有一位日本人说:“要看苗族服饰到日本来。”有一位法国人说:“将来中国人看苗族服饰要到法国去。”外国学者对我国非遗相关实物的收集已蔚然成风。他们花费人力物力来收集这些是为了什么?被搜集到国外的非遗实物,还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吗?毕竟,非遗相关实物,不同于文物。如精美的刺绣、多彩的脸谱、漂亮的民族服饰,它们都是今人的产物,是可以被再生产的,并非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特征,能让外国人如此大动干戈地收购,似乎有些可笑。
      但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是,随着外国人的大肆收购,我国有些非遗相关实物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仅仅是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就收藏了180多套苗族服饰,其中极具文物价值的月亮山地区祭祀服“百鸟衣”就有15套,超过了贵州省内的收藏。这些非遗相关实物不仅是简单的旅游品,而是积淀着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们的流失,又岂不让人痛心?
      也许有人说,将这些民族精品放到国外保存,不是比在国内被抛弃要强得多?从文物保存的角度讲,放在全球任何一种地方保存似乎都一样;但是从非遗传承的角度讲,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毁灭文化、破坏文化的“汪达尔主义”?
      苗族服饰只有穿在苗族人身上,才会显示其真正的价值;一旦将其置于博物馆而使苗族人民再也无法穿上传统服饰,那很可能造成文化的断层,苗人将不成其为苗人——这同破坏文物、毁灭遗迹的“汪达尔主义”是如出一辙的。
      正如有的专家所言,不仅仅只有用暴力手段破坏艺术品的行径才是“汪达尔主义”,凡是致力于使艺术品和文物以失去其原有的环境和原有的功能为代价,让它产生新的功能和意义的行径,都是某种形式的“汪达尔主义”。国外对非遗相关实物的大肆收购,已经影响到很多非遗项目的生存发展!上世纪90年代的傩文化热,使得傩戏面具成为国内外文物市场上的抢手货,近年来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要恢复傩戏项目,竟然找不到一件旧物。可见,保护非遗,首先应保护好非遗的相关实物,若没有傩戏道具而空有傩戏艺人和政府的一腔热情,又谈何保护傩戏呢?


外国人对川剧脸谱的收购正危及变脸绝活的传承

      当然我们更应看到,这种因收购非遗相关实物而引起的非遗传承危机,不仅是购买者的问题,更多是非遗资源持有人的问题。有些人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见钱眼开而坐吃山空,这种“破坏式贩卖”最后将使自己一无所有。卖掉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而不再制作,越卖越少,最后终将陷于文化断层的悲惨境地。
      而当非遗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则外国人的收购不仅不会危及非遗传承,反而会刺激并促进非遗的振兴。赫哲族鱼皮服饰制作技艺的复兴就是这样的案例: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赫哲族鱼皮服饰,虽然当地人已很少穿了,但却越来越受到收藏者的青睐。2009年,一位日本北海道渔民的后裔用5000元买走了尤文风的一套鱼皮服饰,他为够得祖先曾穿过的鱼皮服而激动不已。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也慕名前来定货,鱼皮服饰被美国亚洲民族文化研究院、韩国国家博物馆、日本北海道博物馆、匈牙利博物馆珍藏。在收获财富的同时,该技艺传承人也认识到鱼皮衣的价值,发誓不能让手艺丢掉。


精美的赫哲族鱼皮服饰,成为族人创汇的重要手段

      不止鱼皮服饰,在我国很多地区,非遗相关实物的出口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也使非遗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浙江的传统贝壳纽扣年产值近8个亿,主要出口欧美;潍坊杨家埠的风筝和年画,出口额达到70%,远销几十个国家地区;开平“百年狮鼓”产品过半出口,深受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港澳台醒狮队的钟爱……国外采购带来非遗的良性发展,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说,为了非遗资源不流失而大搞“文化封闭主义”,同样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要谨防非遗毁灭的“汪达尔主义”,又要防止文化封闭主义,关键就是非遗自身的良好传承和产业链的完善。有了良好的非遗传承链和产业链,才不会竭泽而渔、坐吃山空,也就能从根本上避免国外别有用心的人“挖空”该非遗。

五、重拳出击——如何防止外国人窃取非遗资源?

      面对国外对我国非遗项目的偷学、对我国非遗相关实物的“挖空”式收购,国家应该怎么办?国民应该怎么办?当一国非遗被别国窃取时,国际社会又应采取什么举措?
      先看一下国际组织的努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都在解决此类国际争端中发挥各自作用,但收效并不明显。世贸组织成员国在讨论TRIPS协议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印尼、巴西、印度、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支持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讨论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则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无偿使用别国文化资源而获利的。近年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国际论坛围绕保护非遗的具体方式展开热议,同样分歧重重:发展中国家多坚持积极保护非遗的特殊权利模式,而发达国家多予以反对,只赞成消极性保护,因为特殊权利模式将极大限制发达国家对于别国非遗资源的利用。不过,发达国家亦认为利益分享机制可行,这表明国际间在解决各国非遗利益争端中取得某些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要点》第13条强调:“制定保护和开发利用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特别是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政策和战略,反对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方面的非法买卖。”从而为防止别国窃取非遗资源而敲响警钟,不过仍收效甚微。
      可见,国际组织在解决国际非遗资源争端的问题上,虽然作出巨大努力,但各主权国家往往分成两个阵营而使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产权规则在文化贸易上逐渐演变为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利益、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资源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帮凶。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社会里非遗所体现的传统知识也是有产权的,因此,一国对他国非遗就不能免费利用。但是按照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没有特定权利主体的文化现象或智力成果以及存在可能超过一定时间的文化成果都被视为进入“公有领域”,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随意使用而不必向他人支付使用费。结果就是,传承千百年的非遗被看做“公有资源”,发达国家使用发展中国家非遗资源来获利成为常态。
      发达国家不愿放弃自己在非遗资源获取和文化成果输出方面的既得利益,国际法的强制力又有限,因此,维护非遗主权、保障文化安全、防止非遗资源遭窃取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国家层面。
       对于重要技艺,我国已有保密的相关实践。例如中药炮制技术数年前来一直是中医药的核心技术,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将其列入保密技术行列。2002和2003年,政府颁发规定明令禁止出口毒性中药和大宗中药的炮制工艺和产地加工技术,也禁止外资涉足中药饮片传统炮制工艺技术。而泰国传统医药知识法案规定,公共卫生部有权宣布传统泰药中具有重大利益或有特殊的医药价值的配方作为国家配方,将这一配方的权利属于国家。对国家配方的药物进行商业化生产或研究开发需要经过政府的许可。我国也可以参照此立法,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非遗的相关权利收归国有或进行限制。


中药炮制技艺限制出口,有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重要技艺传承传播的限制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根据情况,确定涉及国家经济文化安全和社会重大公共利益、还未广为人知的传统知识和技能为国家秘密,设定相应的密级,明确传承方式、传播范围,严格限制向境外机构或人员传授或透露。对于被认定为作为国家秘密保护的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必须根据相关规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些传统知识或技能的,除经持有人同意之外,还必须中央有关部门或受其委托的地方政府批准。掌握相关绝技的传承人到国外传艺,应该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对于普查所设立的档案和相关数据库,也要确定不同的密级。凡被认定为代表国家形象和民族特征的非遗,不论其权利人是否确定,都禁止向国外转让。
      对于限制非遗的相关珍贵实物的国际交易,国家立法也可以参考文物出入境管理的规定,设定重要的非遗相关实物和资料出境限制机制,明确非遗的主管部门负责列出限制出境和禁止出境的非遗资料和实物名单,由海关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把关。
     此外,对于某些群体性传承的非遗,应赋予各有关群体以权利主体的地位,国家在此基础上设立权利集体管理机构来代理行使。面对来自国内的侵害时,有关群体作为权利主体可以直接进行维权;而对外主张权利时,集体管理机构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就成为权利主体来维护本国的文化财富。
     另外,在维护我国非遗的文化安全时,也要谨防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团体或个人,以研究、经商、旅游为目的,在我国境内进行非遗的调研。这类活动,虽然对非遗保护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引起我国非遗资源的外流,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非遗法制专家王鹤云和高绍安认为,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应界定非遗的合理使用范围——即以公益性为界定标准。如果外国人以公益性之外的目的在我国进行调研,则应予以制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第15条和第41条都旗帜鲜明地提及此点。
     当然,除了国家层面的努力之外,国人也当自强——自觉维护国家非遗主权。我们在开展对外交往过程中,要在进行友好的文化交流并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注意保密问题,以确保我国的重要非遗资源不被外国占有;拥有本民族的珍贵艺术品的,应该予以珍惜,不能因为一时私利而丧失重要的非遗资源;要努力完善非遗的相关产业链,使本民族的非遗不至于在外国人的收购中被“挖空”;要有非遗维权意识,面对来自国外的侵害应该及时站出来,借助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力量维护文化权益……维护我国文化安全,防止非遗资源非法流失海外,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应尽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