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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4期:少数民族非遗的消失与“被消失”——黎族文身退出非遗舞台之惑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网  作者:本站  发布时间:2013-9-12 23:21:43  阅读数:


导语

    灿烂的中华文明,是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每个民族以其独特的非遗,共同谱写了祖国文化多彩的华章。然而,在经济发达、政治安宁、科技文化发展的今天,少数民族非遗却遭遇危机:由于现代人审美趣味的趋同,民族文化渐失色彩;受二元文化观的影响,少数民族非遗被当作落后文化而受批判;老一辈少数民族成员的谢世,造成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链断裂……少数民族许多独具魅力的非遗消失了,甚至“被消失”了。我们痛心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消失,也疑惑于少数民族非遗的“被消失”——正如黎族文身,虽然仍有此民俗活生生地存在,但已经退出了非遗舞台,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本期内容

一、事件回顾
二、黎族文身衰落折射出的文化认同危机

三、该不该保护“违反人性”的少数民族非遗?
四、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非遗,应该何去何从?
五、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是否应防止过度行政化?
 

一、事件回顾


   1、黎族纹身习俗自古以来都有定制,并被黎族人看成民族的标志。各族群按祖传之图案进行纹身,绝不能假借紊乱。文身是黎族女子人生中的大事,充满庄重神秘的色彩,是其结束少女生活、步入成年必需完成的一个程序。其中包含着对美的追求,也包含着祈福、避邪的意愿。黎族妇女文身的历史,至今已延续了3000多年。
    2、新中国成立后,海南省族苗族自治州先后通过《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关于几种落后的风俗习惯的改革和修改几项旧的不合理的规定的方案》(1958年)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关于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改革落后的民族风俗习惯的规定》(1962年),明令废除文面习俗。“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文身习俗当作封建迷信活动予以严格禁止,并严禁文面婆进行文面活动, 因为没有文面婆的文面活动, 文身习俗自然就不能继续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受现代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影响,黎族妇女文身的古老习俗逐渐消失。
    3、2006年,黎族文身被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成功申报为海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入民俗类别。
    4、在黎族文身列入非遗名录后,各级政府和有关专家学者积极采取行动保护黎族文身文化。如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伟民和唐玲玲,用了多年时间,拍摄了2000多张黎族妇女文身照片,对黎族文身图案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研究。
    5、虽然黎族文身被称为海南岛黎族的“敦煌壁画”(著名民族学家吴泽霖语),但黎族文身的消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2011年底,海南省非遗保护专家指出,目前在世的黎族文身妇女只剩一千人左右,而其中最年轻的也约有70岁,也许再过10多年,这种特有的文化就会永远消失。
    6、2012年下半年,海南省对省级非遗的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在公示中称:“就文身过程来说,都是违反人性的,给黎族妇女带来巨大生理痛苦,黎族文身固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记录保存即可,不应该作为保护传承的项目,且此项目实际已无活态传承,不具备列入代表性名录的条件,因此建议撤销。” 2012年底,海南省文化厅正式撤销黎族文身的非遗资格。黎族文身,成为非遗退出机制运行以来的第一批“牺牲品”。
    7、尽管在很多人看来,皮肤上刺文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刺文身在黎族传统中却是神圣而纯洁的。更何况,在黎族文身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文身刺好后,主纹婆还会用龙眼树叶煮成的水为女孩擦洗身体,以防感染。这让我们不禁思索:黎族文身应该这么早就退出非遗名录么?


二、黎族文身衰落折射出的文化认同危机


    文身,是曾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习俗,据文献资料表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过文身的经历,至今仍然在亚洲东南部、大洋洲、中南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原始民族中流行。至于文身的产生和流传原因,则有图腾信仰说、氏族部落说、成人礼说、性吸引说、审美装饰说、巫术说、模仿说等,在各民族的文化历史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黎族文身是黎族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是原始宗教艺术的结晶。直到今天,黎族少数老年妇女身上还保留着文身的历史痕迹。中国著名民族学家吴泽霖说:“文身是海南岛黎族的敦煌壁画,世界上还不知道有哪一个民族这样保存了三千多年,至今还能找到它的遗存,实在是一个奇迹。”而在黎族文身的非遗申报书中也说道,几百年来,文面的这个传统构成了黎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一种文化现象”。

黎族文身形式多样

    不过,有着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黎族文身,在当代却难觅其踪,甚至成为落后文化的象征而被嗤之以鼻。它的衰落,让我们看到了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而这,也是当前很多少数民族非遗所面临的窘境。


1文明优劣论——少数民族文化是落后文化?
    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正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历史。纵观黎汉两族文化的交流史,在两千余年的交流中一直存在着对黎族文身这一民族文化认识上的冲突:汉族认为文身是一种陋习,必须废除;而黎族则历来认为文身是祖先传下来的习俗,需要一代代继续传承。这一文化冲撞持续了两千年,历代统治者也一直想要禁止黎族文身,黎族却因传统习俗观念的影响,一直抗拒禁止文身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纹身习俗之争达到顶峰:政府颁布方案明确将黎族文身列为落后文化并予以废除,黎族文身在强大的行政命令下终于难以为继。
    自古以来,受文明优劣论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大都被定义为落后文化,成为加以改造的对象。那么,站在非遗保护的立场来看,黎族文身到底是不是落后文化呢?  
    诚然,从文身对人体的副作用来说,比如疼痛、伤口易感染,文身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如果从黎族本民族的传统需要来说,似乎并非如此。如黎族上了年纪的妇女就认为“文了漂亮,好找老公”、“不文身祖宗不认”、“穿筒裙(黎族传统服饰)搭配文身好看”,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黎族文身与该民族的审美观念、民族信仰、生活习惯是相符的,对于黎族百姓本身来说,其实并非落后文化。
    我们知道,非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是维系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黎族文身的不被认可,恰恰反映了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放眼全国,被当做落后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不计其数,如彝族文化的核心组成——毕摩文化,被认为是充斥着“三界观”、“三魂观”等鬼神观念的迷信;北方少数民族所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信仰,被认为是充斥着超自然灵力的神秘愚昧文化;广西北部壮、苗等族“梁上猪肉常挂,坛中米酒不干”的生活态度,被认为是追求目标地下;广西都安瑶族群众逢年过节一家杀猪全村分享的行为,被认为是平均主义的落后消费方式;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也经常被当做不美观、不规范而被嗤之以鼻……

毕摩文化缩影                              萨满文化缩影

    站在非遗的视角来看,这些被很多人所认为的落后文化,恰恰正是需要保存、保护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平等权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曾经被我们遗弃的少数民族非遗。

 

2 文化同质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消失
   
黎族妇女没有了文身,实现身体和心理上的解放,但是也失去了该民族表现独特民族个性的一项重要身份表征。历史上的黎族文身,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区分族群种类,每个氏族的文身图式,就是区别其他氏族的明显标志,这正是黎族文身的主要社会功能。而今,黎族文身消失了,黎族作为一个独特民族该如何区别其他民族?
    无独有偶,“跳竹竿”本是海南黎族劳作后一种放松的形式,是黎族的特色文化,可现在在许多地方的民俗旅游中,不仅黎族人在挑,瑶族、苗族、侗族、土家族都在跳。“跳竹竿”正在成为所有少数民族的民俗,那么黎族人民该如何表现自己的独特性?


   

                                       各民族都在跳的“民俗”——跳竹竿                                                      

    无论是黎族特色文化消失,还是黎族特色文化被其他文化所“共享”,都是文化同质化的表现,最终可能会使本民族“名存实亡”。 
    不只黎族如此,放眼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同质化现象似乎已成蔓延之势。摩梭族走婚本是该族极富民族特色的民俗,但为拉动丽江旅游业的发展,摩梭走婚风情不仅被搬上剧场,而且被作为诱饵来招引游客。汉族姑娘穿上摩梭服饰,摇身变为“摩梭姑娘”。一时间,摩梭“走婚”成了摩梭“走混”,几乎完全背离摩梭走婚的原貌;哈尼族的传统节日“嘎汤帕节”本应有打陀螺竞赛等传统活动,却变成了领导讲话和聚餐,与招商引资的商业活动无异;在一些旅游景点、大型饭店,作为蒙古族文化品牌的长调民歌俨然成了劝酒歌,而这种内容相仿的“劝酒歌”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根据民族舞蹈改编的云南歌舞《云南映像》、《丽水金沙》成功后,全省遍地都是旅游歌舞晚会,以至于傣族和白族的民族舞变得没什么区别;而少数民族声乐的雷同,则更是早已存在的现象……
    谁动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何失去色彩,变成毫无民族特色的庸俗活动?要知道,当文化多样性不复存在,我们所处的将是千人一面的“悲惨世界”。《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在依托文化多样性原则而进行非遗保护的今天,看到如此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变得千篇一律,着实令人痛心。


3 现代化——审美方式的改变
    黎族文身,虽然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得以中止,但在那个年代冒着危险私自文身的依然大有人在,如据调查1978年仍有人进行文身。为何?因为“不文身,不像女人”,按照黎族传统观点文身才是美的。时过境迁,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给世界文化带来的变革,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剧变,黎族年轻人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失去兴趣,黎族文身由于失去市场而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在黎族文身的衰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诚然,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整体上是良性的,现代文明对生活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完全用现代化元素取代民族特色文化元素呢?
    傣族传统的丢包节,丢包不再为传情达意而仅仅变为一块香皂的奖励;佤族的传统节日“摸你黑”,不再是驱病辟邪的祈福活动,而变成男女互摸的狂欢——这些节日被按照现代审美趣味加以改变,失去了独特文化内涵的节日变得不伦不类。

现代“摸你黑”节一隅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冯双白在一次去青海请当地的藏族群众跳传统舞蹈时,20多位农民摆成三角形,边跳边走。面对这种新奇舞蹈,专家们急切地问:“这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流传了多少代?”结果农民们却说:“这是省里的老师们给我们排练的。”经过学者们再三要求,有两三位农民才不情愿地跳起传统的舞蹈。虽然藏族农民跳的这种十分沉重的舞蹈令人震撼,但当地人却因为传统舞蹈“太累”、“不好看”而不愿意跳。
    为了现代审美趣味而改变民族文化的形式和内涵,这样的活动已不再是非遗,而成为彻头彻尾的“假非遗”。尽管本真性是非遗保护中常常强调的原则,但是随着现代化、商业化的大潮涌动,少数民族文化如何能保持其本真性?


4 文化传承链断裂——传承人缺失
    黎族文身在衰亡的过程中,有一项举措大大加速其消失的进程:“文革”期间政府严禁文面婆进行文面活动,因为没有文面婆的文面活动,即使想私下进行文面的妇女也无法实现。
    如今,不仅黎族文面婆已成为历史的回忆,就连被文身者也罕见其踪。目前,年龄最小的纹身者也已年逾70,可以想见,黎族文身很快就将全部成为历史。届时,我们将只能从照片和文献中来一睹海南岛黎族的“敦煌壁画”的痕迹。
    足以看出,文化传承人对该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人在艺在,人亡艺亡”,传承人才是非遗传承的关键所在。而黎族文身当前的境遇,正反映了传承人高龄化所带来的危机。以民族语言为例,少数民族青年都在学说普通话、英语,却不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我们看到,满族虽然有数百万人口,但满语仅仅有少数老人使用;畲族虽有数十万人口,但会使用畲语的不足一千;能听会说赫哲话的人已不足百人,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其民族语言正处于一种自然消亡状态;状况最堪忧的是木佬语,目前仅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会讲,已是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
    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非遗才得以世代相承。然而传承人高龄化带来的文化传承危机,无疑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目前整体来看,我国的非遗传承人已经进入老龄化时期和衰亡高峰期,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链面临断裂。怎么才能更好地抢救和保护那些濒危的非遗传承人?怎么才能更好地避免“人亡艺绝”的悲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该不该保护“违反人性”的少数民族非遗?


   在宣布黎族文身退出非遗名录的公告中提到:“就文身过程来说,都是违反人性的,给黎族妇女带来巨大生理痛苦……建议撤销。”
    黎族文身过程,包括准备文身工具、描绘纹样、正式文刺、脱痂等几个阶段,其中在正式文刺阶段,针刺入肉随即出血,每刺完一条线,立即擦去血水,在伤口涂上文身颜料,直到刺完。这样的过程,对黎族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较为痛苦的人生历程。在文身之后的休养中,同样存在风险:受文者需要承受其伤口持续几天正常的红肿和疼痛,如脱痂后伤口愈合不了,甚至会出现丧命的现象。
    从其对人体的摧残角度来讲,可与封建时期的陋习裹小脚相提并论。如此文化糟粕,确实是不应保护的。但是,伤害身体即是反人道?
    对于这个问题,非遗专家田青的一席话引人深思:“在裹小脚的时代,人们认为裹小脚是美的呀!所有裹小脚都是她妈妈——亲妈妈给她裹的,当然痛苦。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说,凡是用暴力手段或者非正常的、外力手段以改变肉体的自然状态来追求美的行为、风俗就都是糟粕呢?恐怕不行。在座的女士们:请问你们有几个耳垂上没扎个眼的?……再举一个例子,海南的黎族就正式通过海南省文化厅申报了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的文面’,在脸上雕刻花纹。我看过他们的申报书。我们可能认为这个很可怕,因为汉族人在脸上刺字是古代的一个刑法,五刑之一,叫‘黥面’,但是黎族人就认为这是美。”

纹身与扎耳钉:被现代人认可的“肉体伤害”

    田青先生的一番分析,向我们阐明:在文化评判上不能一刀切,不能把本民族或者当代文化强加于他人,要用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来看问题。
    文化相对论主张每一种文化的标准都在该文化内部而不在外部,因而没有一种文化是衡量其他文化的绝对尺度。文化本身并无“先进”“落后”之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 都是代表它那个民族、那个时代的最先进的文化, 是最适宜于它的那个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在一定时期内, 相对于它那个民族族群而言, 它的文化是最适合于它自己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以文化相对论的眼光看待黎族文身,我们发现它在黎族人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黎族文身中包含着尊敬祖先、宗族和谐、社会道德(如文身表明成人,之后才能有性权利)、情感慰藉、装饰美化等美好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人性”的意义。如果片面地以“有违人性”来界定黎族文身的性质,恐怕是有违事实的。人道与否的关键不在于痛苦,而在于是否是违背个人意愿被迫的。如果本人愿意,则文身又有何妨?
    其实,文身传统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依然流传,如傣、独龙、基诺、布朗、德昂、佤、景颇、怒、珞巴、彝、布依、高山等民族,这就证明了文身存在的必然性。如果将这些都定义为有违人道,那岂不是抹煞这些民族的灿烂文化?

   我国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并且由于大都地处边陲自然环境较恶劣,因而其民族文化也是不甚发达的。除文身传统之外,其他被认为是“违反人性”的特色文化也不在少数:
    有着悠久历史的白族,婚后竟有“性自由”假期——“转山岭”。每年在某个时段要给每个家庭成员三天时间,凡是婚姻存在问题的,在这三天中可以找往日的情人去到周围山中某个安静的地方互诉衷肠,可以卿卿我我甚至可以同居,以宣泄这一年的思念之情,别人无权干涉。这种风俗,在汉族地区是“有伤风化”的,绝对不会被允许,但在白族那里却成为对人性的照顾。
    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苗族岜沙,直到现在几乎个个十四岁以上的男子都扛着火枪和别着腰刀。在岜沙,有无腰刀就是英雄和懦夫的标志。早在多年前,按我国法律规定就不能随便佩枪了,然而当时岜沙人却抵死不从,大有“枪在人在,枪亡人亡”的架势,政府只好破例他们保留枪支。虽然岜沙人随身携带枪支、腰刀看似可怕,但他们却生性善良,他们心中对“枪图腾”的信仰是充满人性的。

    在我国的很多少数民族中,如纳西族、傣族、苗族、侗族、壮族、黎族、高山族等,现在还都流传着兄妹通婚的神话。如仡佬族神话的《古歌》说,洪水后,阿伏和阿兮兄妹通过簸箕相合等考验成婚。壮族神话《布洛陀》说,洪水后,伏羲兄妹结婚生下怪物,杀牛祭祖宗后才生出正常人类。白族神话《天地起源》说,洪水后,兄妹尊观音旨意结婚……这些神话传说中充斥着兄妹通婚的“乱伦”元素,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的似乎也是有违人性的,但却在少数民族中间心口相传,培育了少数民族淳朴的社会道德观念(如一些神话中兄妹通婚所生儿女为各个民族的祖先,从而培育了民族团结、天下一家的意识)。
    可见,许多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是“有违人性”的非遗,其实在本民族看来恰恰是充满人性关怀的。所以对于这些“违反人性”的少数民族非遗,我们在认真对其进行研究、定性的同时,也要抓紧时间保存、抢救,以免因为一时的短见而造成永久的遗憾。

 

四、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非遗,应该何去何从?

 

   黎族文身退出非遗名录,这是非遗退出机制施行以来,在非遗项目退出方面的一次坚决果敢的实践。比起一些地区在非遗退出机制中“只开花不结果”的行为,海南省的做法值得肯定。 
    黎族文面为什么会退出?除去前面我们所争议的“违反人性”的遗产性质,黎族文面的退出有其自身演变的问题:首先,黎族传统的文身技艺已经失传,文面婆这一职业已经随着时代发展而消失,换言之黎族文身已经不可能后继有人。其次,文身妇女年龄最小的也已70余岁,作为民俗的黎族文身已经事实上失去了生命力(虽然理论上还有复兴的可能性)。
    不过,如今还有为数不少的文身妇女,她们都是黎族文身活的见证,黎族文身的文化内涵包括其起源传说,都在民间依然流传。所以,虽然退出了省级非遗的名录,但依然是一项非遗,依然应该受到相应的保护。但这相应的保护应是怎样的呢?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依据这一条款,对黎族文身这一特殊非遗的保护,将仅限于研究和保存等方式,而不可能采用传承、弘扬、振兴等扩大性保护措施。


1 静态保存:
    非遗虽然是“非物质”的,但非遗的载体是物质,因此不可偏废对非遗载体的静态保存。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遗的定义即“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中便强调了工具、实物等物质的重要性。而在《非遗法》中更是屡次强调对实物、资料、场所等的保护。
    在黎族文身的衰亡已成为大势所趋的前提下,对现存的文身女进行记录、对相关实物进行保存就成为重中之重。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文化宣传处处长彭桂荣说:“政府现在保护黎族文身文化,不是鼓励黎族青年妇女再去文身,而是用文字、图片和音像完整地保存记录黎族妇女的文身资料,研究、继承其中所包含的人类学和民俗学文化内涵,海南省已经组织出版了一批有关黎族文身文化的画册和专著。”
    其实,静态保存的方式有很多,除了上述文字、图片、音像记录以外,建立黎族文身博物馆展出文身工具、图片;建立专题网站或数据库来保存、宣传介绍黎族文身;通过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等来加强对黎族文身的认识;通过典籍保存和整理,来梳理黎族文身的发展脉络……都是对黎族文身静态保存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让人们了解灿烂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让后人也能一睹少数民族的独特文明。
目前,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静态保存,卓有成效者已不在少数,如早在2009年就建成迎客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首个非遗专题博物馆——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走进各个展厅,便如同置身于藏族百姓平日的生产生活场所;内蒙古长调艺术交流研究会早在数年前便建立了“长调网”,网站上记录了很多长调资讯并可在线听到原汁原味的长调民歌;2006年,总字数约2000万的《维吾尔民间文学大典》出版发行,收录了维吾尔族民间神话传说、童话、歌谣、史诗、谜语、格言等非遗资源,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展示了维吾尔族丰富的民间文学财富……可见,对非遗相关实物、资料等的静态保存是至关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只有用“活态传承”和“静态保存”两条腿走路,才能保护好宝贵的非遗。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文化渐失特色的今天,更要注重即将消失的非遗的静态保存工作,毕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一隅

2 旅游开发:
    旅游开发可谓非遗保护的双刃剑:一方面能在宣传非遗的同时取得收益,另一方面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容易使非遗“变味”。但就濒临消失的已无生命力的非遗来说,旅游开发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毕竟是让世人一睹其芳容的最好机会了。与其束之高阁悄然消失,不如抓住最后时间来展示这份独特的魅力。
    伴随着海南旅游开发的热潮,黎族文身也成为海南旅游的一张名片。许多昔日闲居在家的黎族文身阿婆,随着海南对少数民族风情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视和游客的青睐,受聘为各个景区的特殊员工。这些“最后的黎族文身女”,成为游客们热衷合影的对象——记录下她们真诚的笑容和独具魅力的文身。



黎族文身女与黎族织锦,成为合影大热门

    对于少数民族的色特文化,我们总是想怀着猎奇的心态去追寻,旅游开发刚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并且,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也能因此改善生活,发展经济。因此,尽管旅游中出现“伪民俗”、“假非遗”等不良现象,在保护非遗真实性和文化生态的基础上,大力开发非遗旅游项目,应是值得肯定的。


3 保留文化内涵而进行形式改造:
    黎族文身因“违反人性”和无人传承而退出了省级非遗名录,除了静态保存和利用剩余价值之外,似乎也别无办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黎族文身由于其在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作用,在黎族百姓世代流传,是不可能短时间内消失殆尽的。那么,目前有没有黎族文身改头换面之后的遗俗呢?
    据调查,黎族的传统文身习俗逐渐消失的过程中,确实伴随着一些类似文身的象征性行为的出现。如《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一书中提到:当地妇女虽然很久以前没有文面的习惯,但是他们有一种风俗,每逢女子到了16岁,春节那天早上,一定要在脸上用墨划几条线,次日才洗去。若16岁时不划脸,到出嫁时一定要藏一条墨在裙头,才能拜祖先。据说如不这样做,祖先就不认她。乐东县千家镇也遗留了文身等风习在群众的婚丧礼仪中,比如妇女出嫁之日,由她的姊妹用黑炭在她的脸部绘上黑纹,然后把黑炭系在腰带上,回到夫家待煮好饭菜款待客人饮酒后,便把脸部的黑纹洗去,把腰带的黑炭弃掉。
    在上述文身遗俗中,文身所具有的的违反人性的污点——刺伤肉体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墨线涂脸作为象征性替代品,这样一来,文身就转化为世人所接受的身体涂鸦而且未丧失其文化意义。
    这一转变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少数民族那些“违反人性”的文化,能否改变其反人性的形式,而保留其充满人性的文化内涵呢?当然,这主要依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创造力,而不能异想天开地将想法强加于少数民族。并且,转化之后的新民俗,其价值几何,能否实现转换,转换后能不能作为非遗保存起来,这些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五、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是否应防止过度行政化?

 

    我国的非遗保护,其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主要强调的是政府部门的作用。实际上,从普查到实践保护规划的各个环节,都是政府再起主导作用。这为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海南省在2012年底进行四批非遗的调整来说,就充分显示了行政力量的重要作用。在海南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的努力下,组织了专家和省民委等有关单位意见,不仅规范了项目名称、调整了项目类别,并且实践了退出机制:如将无履行保护职责条件的单位予以撤销,包括海南大学、省博物馆、省民族博物馆、东方市博物馆;撤销了“黎族哈应语长篇创世史诗吞德剖”和“黎族文身”两个省级非遗项目。通过对省级非遗的调整,海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使得非遗的保护、传承和管理更加有章可循。
    但是,海南省对于两个非遗项目的撤销,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黎族哈应语长篇创世史诗吞德剖”(以下简称《吞德剖》),根据专家及省民宗委意见予以撤销。“黎族文身”,部分专家认为该项目特殊,是黎族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影响较大,且一些年纪较大的文身的黎族妇女还健在,因此建议保留;部分专家认为黎族文身就文身过程来说,都是违反人性的,给黎族妇女带来巨大生理痛苦,黎族文身固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记录保存即可,不应该作为保护传承的项目,且此项目实际已无活态传承,不具备列入代表性名录的条件,因此建议撤销,拟根据专家及省民宗委意见予以撤销。
    两个依然活态存在的非遗项目,在省文化主管部门听取专家和省民宗委意见后,退出了省级非遗的舞台。黎族文身的情况兹不赘述,《吞德剖》何过之有?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吞德剖》的故事梗概:
    天狗爱上了婺女并结为夫妻。他与婺女下凡之后,住在黎母山上。他们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叫扎哈,女儿叫姆拉。有一天,扎哈因年老的天狗没有变回人形而将其误杀。天狗的一只手变成了大五指山,另一只手变成了小五指山,眼泪变成了五条河,眼睛和鼻子变成了大小洞天,嘴巴变成了山上的水潭。
    误杀父亲之后,婺女向一双子女讲述了隐瞒多年的实情,并拿出一支箭,让两个孩子赶紧从五指山爬上天庭找天帝,请天帝指明出路。天帝想让兄妹俩回到人间结为夫妻,就命令天人为妹妹姆拉绣面文身。天帝告诉扎哈,人间有一绣面文身的姑娘在等着他要嫁他为妻。扎哈听到这话,赶紧回到人间。然而不幸的是,扎哈误娶了刚刚绣面文身的母亲为妻,随后生下一女一男(姐姐名叫阿寒,弟弟名叫阿弹)。而姆拉因为贪玩,在天上呆了三天,没想到天上三天人间三年,等她回到人间并且绣面文身之后,才发现哥哥已经娶了母亲做妻子。没过多久,天帝命令婺女姆顿上天复归星位,婺女含泪上天与丈夫团聚去了。在天帝安排下,哥哥扎哈和妹妹姆拉结婚了。
    姆拉仇视阿寒阿弹姐弟俩,想方设法折磨他们姐弟。欲害人反害己,姆拉被蛇咬死了。扎哈箭射日月,日月破碎。天低云乱,扎哈双手举天,沉浸在歌舞娱乐之中的天帝看到乌云翻滚、日月破碎,非常震怒,下令放天河之水淹没人间以示惩罚。于是婺女化做一只天鸟告诉受尽苦难的阿寒阿弹:洪水将要到来,只有躲进密封的葫芦里才能得救。阿寒阿弹和鸡、鸭、鹅等动物躲进密封的葫芦里,躲过了洪水的劫难。  
    大洪水之后,雷公劝说阿寒阿弹姐弟俩结为夫妻,遭到拒绝,姐弟俩为此分开居住。雷公分别告诉他俩,在海边种田比在山里打猎要好过一些。雷公还特别叮嘱阿弹,海边有穿裙子的绣面女在等着他。姐弟俩离开黎母山南下到了海边,三月三那天,他们见面了,对歌之后,他们结为了夫妻,生儿育女,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

    《吞德剖》是黎族起源的神话,反映了黎族先民的生活状态和世界观,并衍生出了“黎母山”、“黎族文身”等诸多现象,其历史价值是巨大的。单就其故事情节来看,曲折离奇的剧情展现了黎族人民的想象力,悲欢交织的家族历史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堪称黎族民间文学的精品。并且,《吞德剖》中有很多道德教化的内容,如第六章《成家立业》有告诫后人不要近亲结婚的话语:“不知年与日,两人没儿女。前人劝后世,勿娶亲妹姊。”从而潜移默化地规范着黎族人的道德。
    但是,这样伟大的民间文学,却因为其中“人兽婚姻”、“兄妹乱伦”、“杀父娶母”等“离经乱道”的内容,被一举从省级非遗名单中抹去。试问,这种做法合适么?
    笔者认为,《吞德剖》的被退出,恰恰反映了对于少数民族非遗,行政人员在价值判断上往往出现误差。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坚决反对《吞德剖》申遗、海南省的某些领导也坚决支持民族宗教事务厅的决定……然而,他们真的全面评估了《吞德剖》的价值了么?真的了解《吞德剖》在黎族人民中世代相传的意义了么?
    受“破旧立新”、二元文化对立论、机械唯物论等观念的影响,一些行政人员对于民间非遗,往往无法以正确的文化观来对待。如将巫术看做精神领域的封建毒素、将民间信仰看作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对立物、将神话传说看做毫无根据甚至有反人性色彩的糟粕、将图腾崇拜看做反科学的封建迷信。特别是少数民族非遗,外族行政人员在面对某少数民族文化时,往往因为文化差异而形成文化震撼,难以适应该族文化,从而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使得一些少数民族非遗“被消失”。
    故而,在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中,是否应防止过度行政化?是否应让少数民族自身多参与决策,增加少数民族民众保护非遗的话语权?
    近几年,“过度行政化”成为高亮名词,高校过度行政化、科技管理过度行政化、扶贫体制过度行政化、航空业过度行政化……行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手段,但一些需要民间力量和市场调节的类别,过度行政化反倒适得其反。
    在非遗的领域,“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格局是明智的选择,但是笔者认为,非遗毕竟是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的文化事项,非遗在千百年流传中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大都是人民群众,故而其认定、保护、传承、弘扬等各个环节,都不宜过度行政化。尤其是充满着少数民族独特智慧的民族非遗,更应鼓励少数民族自身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