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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3期:聚焦非遗退出机制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网  作者:本站  发布时间:2013-9-10 22:38:46  阅读数:



导语

    从昆曲入选联合国级非遗算起,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已进入第12个年头。这12年里,“申遗”一直是高亮关键词。当非遗造假、“重申报轻保护”、非遗过度商业化、非遗归属之争、非遗项目泛滥等问题席卷而来时,人们不禁对“申遗热”隐隐作忧。鉴于此,建立非遗退出机制的呼声此起彼伏,而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退出机制的规定、文化部对非遗保护单位的强制退出惩罚、各省纷纷出台本省的非遗退出法规……非遗退出,已同数年前的非遗申报一样逐渐热门起来。然而,非遗退出到底是为了什么?如何才能把握好退出的度?如何才能使退出机制真正发挥其作用?现行的非遗退出机制有无其弊端?在我们为非遗退出机制喝彩的同时,也必须冷静下来沉思这些问题。


                                           本期内容

一、事件回顾
二、什么是非遗退出机制?
三、非遗退出=除名?
四、为何要建立非遗退出机制?——“后申遗时代”视野下的非遗动态管理
五、怎样的非遗应该退出?退出的度如何掌控?
六、非遗退出机制之思:还需建立哪些配套制度?
七、从国际经验走向中国模式——非遗退出机制引来的思考


一、事件回顾


    1)随着非遗普查申报工作轰轰烈烈的展开,“重申报,轻保护”的状况愈演愈烈,甚至走向功利化的歪路。甚至某些地方,将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少数民族婚俗,开发成旅游项目,对游客进行表演,收取费用。更有甚者,表演中还出现了许多虚假行为,餐厅服务员摇身一变,成为歌舞演员,而且唱歌还是假唱。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专家提出了建立非遗退出机制的提议。早在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祈庆富就直言:“在此,我想提醒各地政府和文化部门,非遗项目并非申报成功,进了门就万事大吉了,它也是有退出机制的。怎么个退出法?不再符合评定的标准,亮黄牌。经过改进还达不到标准的,那么就亮红牌,也就是摘牌。去年,国家非遗专家组分批到各地督查非遗项目,发现了许多问题,相信摘牌的机制很快就会推行开来。这也是我国非遗保护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人民日报海外版】



形形色色的假非遗、伪民俗

    (2)2011年2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出台,其中明确规定了传承人的退出机制。第三十一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同时,该法还涉及到了对非遗项目的监督纠正,其第二十七条:“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保护规划未能有效实施的,应当及时纠正、处理。”由此,从法律的角度,发出了非遗退出机制的强力信号。
    (3)2011年9月,文化部下发《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国家级“非遗”名录将建立警告、退出机制。通知指出,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因保护不力或保护措施不当,导致项目存续状况恶化或出现严重问题的,一经查实,将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申报地区(单位)和项目保护单位提出警告和限期整改要求。因整改不力,该国家级代表性项目状况仍未得到明显改善的,将取消项目保护单位资格,收回国家级代表性项目标牌。【扬州晚报】
    (4)2012年10月,文化部对105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撤销的处理,这标志着我国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动态化管理有了实质性的开端。调整原因有:原保护单位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没有独立账号难以履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职责;原项目保护单位与实际保护工作不相协调,等。【新华网】此举证明,非遗退出机制已发挥其实质作用。
    (5)目前,各省的非遗退出机制也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中,甚至率全国之先构建非遗代表作项目退出机制。如早在2011年,《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中就指出项保护单位“无法变更或项目失传的,命名机关取消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资格。”【新华网】而今年通过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也明确提出拟建退出机制。该“修订草案”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因客观环境改变、无人传承等原因,或者经抢救保护仍不能活态存续的,经原批准的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估、调查核实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退出名录,并向社会公告。” 【南京日报】紧接着,今年4月,陕西省政府法制办公布的《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非遗项目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可以取消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责任单位资格,也可以由原公布机关取消其项目。【西安日报】
    (6)2013年6月1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将开始施行,里面有一条对于传承人的规定很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难以履行传承义务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原代表性传承人继续保留有关待遇。这意味着,非遗传承人享受终身待遇。【都市时报】这一条例,对传承人的退出机制是一项重要的补充。

 
二、什么是非遗退出机制?


    近几年在社会各界,对非遗保护工作的一些不良现状出现了反思潮。专家、学者、媒体、民众等纷纷建言献策,非遗退出机制应运而生。
笔者在广泛搜集资料之后,却发现非遗退出的相关资料虽多,但对其有着系统理解的人并不多,只是在各自的语境中进行发挥:如“保护不力,非遗传承人将除名”,说的是非遗传承人退出机制;“因履责不力,多家单位被撤销了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的资格”,说的是非遗保护单位的退出机制;“文化部下发通知明确,国家级非遗名录将建立警告、退出机制”,则说的是非遗项目的退出机制。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非遗退出机制的概念值得我们去总结一番。
    作为体系化的非遗保护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非遗退出机制实则为“三位一体”——非遗传承人退出机制、非遗保护单位退出机制、非遗项目退出机制。三者相互联系,互为前提:若非遗传承人全部谢世,无人传承该项非遗,则非遗项目亦将不复存在,保护单位更无从谈起;若保护单位保护不力,采取过度商业化、歪曲利用等手段,则非遗传承人将难以开展本真性的传承工作,非遗项目也将面目全非;而作为“三位一体”的根本一环,非遗项目退出机制居于核心地位,若该项目不复存在,则不会再设置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故而,说到非遗的退出机制,应当不仅是非遗项目的退出,而是包含传承人、保护单位的退出在内的制度体系。
    在我国,非遗退出机制,最早是从传承人的退出机制开始的。若以2008年5月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中第16条明确规定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算起,则已有5个年头之多,《办法》规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的,经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核实后,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由于非遗主要是靠人的口传心授来传承的,传承人的履职与否、传承能力具备与否,都是至为关键的。传承人退出机制,成为非遗退出机制的试金石,拉响了非保护遗工作的警报。
    非遗保护单位退出机制,则是以2011年9月文化部下发的《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为其标志的。该通知明确规定国家级“非遗”名录将建立警告、退出机制。“……整改不力,该国家级代表性项目状况仍未得到明显改善的,将取消项目保护单位资格,收回国家级代表性项目标牌,对项目申报地区(单位)进行通报,并向社会公告。”次年,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等6个履责不力的“非遗”保护单位资格——这标志着非遗保护单位退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而非遗项目退出机制,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遗产退出的规定。在我国,非遗退出机制主要指的就是非遗项目退出机制。非遗项目的退出,最初是以《非遗法》第27条为蓝本的,“发现保护规划未能有效实施的,应当及时纠正、处理。”但如何纠正处理,该法并未作出规定。稍后的《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因名称不当等原因需纠正的,或因客观环境改变不再呈“活态文化”特性而自然消亡的,经文化部组织专家研究认定并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意见后,报请国务院批准,予以更正或退出名录,并向社会公告。”由此,非遗项目退出机制才真正地步入正轨。
    非遗项目退出机制作为“三位一体”的核心,以笔者拙见,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项目消失:如因传承人去世而导致技艺失传、因社会变迁而导致民俗变迁、因保护不力导致遗产本质改变等,则应予以除名 ;第二,项目名不副实:如国家级项目不具备重要科学、文学、艺术、历史价值,其影响力也局限一隅,则可将其从国家级非遗名录中退出,而进入省级或以下级别非遗名录;第三,项目价值观有问题:很多非遗项目含有迷信色彩、不利身体健康、阻碍社会进步等内容,要慎重对待,若项目引起社会广泛争议和不良影响,则可将其退出或置于县级名录等即可。
可见,不管是非遗传承人退出机制,还是非遗保护单位退出机制,还是非遗项目退出机制,都是各自规定完备、发展脉络清晰的体系,而三者合一的非遗退出机制,则更是内容丰富、体系完善。用非遗退出机制的整体视角看问题,而不是在狭窄视角里各自为战,才能全面理解这一机制。


三、非遗退出=除名?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来源已久,主要指非遗项目的退出。
    “非遗除名”一说,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例。
    在2010年的两会期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带了一个关于非遗的提案上会,内容是建议对国家“非遗”名录设立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机制。面对“重申报轻保护”等不良现象,他提议到:“……对于已遭到严重破坏,改变遗产本质,传承中断者,则予以除名。”
    无独有偶,2011年两会期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在大会上的提案也是建立四级名录的检查、退出机制。他提到:“保护不力的,警告;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严重警告;对‘非遗’破坏、滥用的,除名。”
    此外,2011年,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也表示,文化部将建立国家级名录的退出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对国家级名录项目保护情况进行评估、监督和检查,对保护不力和进行破坏性开发的项目和单位予以警告,对于确实不再符合国家级名录标准,没有资格继续列入国家级名录的予以除名,并追究相关责任。

 


王文章、田青等专家提议建立非遗退出机制


    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讲出了非遗的“除名”,这让一些人不禁以为,非遗退出就是除名?就是“红牌”罚下?
    笔者认为,“除名”是非遗退出机制的重要一环,但并不是非遗退出的全部。若将非遗退出理解为除名,则只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不能很好地展现出非遗退出作为一项机制的全面性和动态性。事实上,几位专家在提及“除名”一词之前,就已经对退出机制勾勒出了较为完整的轮廓,比如“黄牌警告”过后才是“红牌除名”。
    《新华日报》曾有社论评价说:“细究起来,红黄牌可不是维持球场秩序的唯一手段,甚至出牌不当还会适得其反。对于中国多达87万余项的非遗资源来说,退出机制是必须的。”这就将非遗退出机制和简单的除名给区别开来。那二者究竟有哪些不同?
    从原因来看,非遗退出不单是为了清除不合格的非遗而施行,其他原因也会导致非遗的退出。比如为了规范非遗形式和内涵的需要,对某些非遗项目进行合并,也会导致非遗的退出。比如“海南临高哩哩妹渔歌”并入“临高渔歌”,乍一看是哩哩妹渔歌作为非遗项目被除名了,实际上依然在非遗的保护范畴之列。
    从步骤来说,非遗退出就不是简单的除名,而要经过 3 个环节:一是动态管理,定期进行评估检查,督促保护单位重视保护工作。二是对濒危项目进行预警,也就是“黄牌”警告。检查中发现该项目处于濒危状态,应实行抢救性保护,要求当地政府用较短时间恢复项目本来的状态。这一“黄牌”预警机制,给该项非遗提供了补救的机会。三是除名,将人亡艺绝的非遗项目、因破坏性开发而面目全非的非遗项目、在重大灾害后无法恢复的非遗项目等,将亮“红牌”予以退出。可见,非遗项目的退出是一套较为完整的“监督—评判—抢救整改—整改不力—除名”体系,除名只是其最后一步。
    从意义来看,非遗退出也不是简单的除名。正如江苏省文化厅非遗保护处处长冯锦文说的那样:“一般人只看到这是一个惩罚性措施,实际上,退出,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非遗除名,毫无疑问是惩罚措施。但是非遗退出则不然,它更多是为了警醒非遗保护工作,促进各地高效地保护、传承、弘扬非遗,终止无序申报、非遗造假、破坏性保护等行为,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非遗退出机制,比简单的除名无疑要意义深远的多。
    从“三位一体”的非遗退出机制整体来看,非遗退出也不是简单的除名。以上所说的非遗退出,几乎指的是非遗项目从代表作名录中的退出,而我们还应该考察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的退出。我们要清楚的看到,对非遗进行定期的评估检查,检查的不仅是文化遗产本身,更主要的是地方政府(或保护单位)的行为。《长江日报》社论说:“拿京剧来说,作为文化遗产,其历史文化价值是相对固定的,地方政府的保护是否足够,开发是否有度,与京剧本身的文化价值大小是两码事。如果地方政府出现重申报,轻保护的状况,就将文化遗产本身清除于名录之外,恐怕也是有待商榷的办法。”非遗项目的退出,与非遗传承人的退出和非遗保护单位的退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在将非遗项目亮“红牌”之前,应及早考虑对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的监督、批评、整改、更换。毕竟传承人和保护单位即使更换,大部分濒危非遗也会有生机;而非遗项目又该如何更换,只是因文化的消失而徒留缺憾而已。唯有扎扎实实开展好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的退出机制,才能少留非遗项目遭遇除名的缺憾。
    经此分析,盘桓在很多人脑中的疑问则可迎刃而解了——“非遗退出≠除名”。把非遗退出简化为非遗除名,将歪曲非遗退出机制的意义和作用。


四、为何要建立非遗退出机制?——“后申遗时代”视野下的非遗动态管理

 

    非遗保护工作开展10余年以来,度过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申遗热时代”——各地开展大规模的非遗普查、认定、活动,各种非遗项目进入名录,制定保护规划,并掀起非遗开发热潮。
    近两年,“申遗热”势头渐退(如2011年第三批国家级名录才191项,远少于2006年第一批的518项和2008年第二批的510项,这便是“申遗热”降温的一个重要举措),取而代之的,是以“重保护”为主要特征的“后申遗时代”的来临,即对前一阶段“申遗热”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更加注重非遗保护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非遗退出机制,正是基于“后申遗时代”的大环境下而应运而生的,是降温“申遗热”的一剂良药。
    在“申遗热时代”,非遗保护的主要方向是“进入”:包括普查、申报、认定、登记、建档、展示、宣传,各地政府和文化人士都热衷于让文化事象进入非遗名录,热衷于让非遗跻身于更高一层的名录,热衷于让非遗进入公众的视野……“进入”工作的高涨使我们看到一幅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一个本来略显陌生的文化现象,由于地方政府情绪高昂地介入,而迅速被推而广之,成为群众性的文化运动。正如刘魁立所言“非遗保护工作是一次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非遗热”现象整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拨乱反正”便容易“纠枉过正”,在“非遗热时代”便产生了许多“热过头”的现象:在很多地方,“申遗”几乎与“非遗”成为一个名词,“申遗”与“旅游”也画上等号。更有甚者,为了利益最大化,不惜歪曲、贬损利用非遗资源,使本来充满民族民间风情的非遗变成假非遗,甚至虚构非遗项目。如河北某地申报的“祭三祖礼仪习俗”(同拜黄帝、 炎帝、 蚩尤),经专家查看竟都是编造出来的。

 

 

“申遗热时代”的乱象


    之所以造成这些乱象,“只进不出”的非遗认定模式乃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面对非遗申报、保护过程中的乱象,有些文化主管单位对于非遗审核存在把关不严、审查不够的现象,大家习惯于充当“老好人”,使得非遗评审机制名存实亡,通过评审的项目或传承人含金量极低。在这种情况下,非遗退出机制恰逢其时地出现:正本清源,纠正申报项目和确定代表性传承人中的造假、顶替等舞弊行为,将假非遗、伪传承人来个清算,保证非遗及其传承人名录的纯洁性和代表性。

 

 非遗造假                       非遗过度商业化


    除此之外,非遗退出机制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它可以纠正现实中存在的大量短视行为和政绩陷阱、实用主义思维,促进建立长效的保护机制。非遗保护是一项长远的工作,但在“申遗热时期”很多非遗的保护工作被异化成了短期工程,最终导致一些本就濒危的非遗更加边缘化、濒危化,丧失了其固有的文化品质。而非遗退出机制恰恰切中了病因所在,正如王文章说,“退出机制”是非遗保护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各地要首先进行自查,一级一级往下监督。各地自查后,文化部再根据情况做进一步的监察和调整。如此一来,非遗就处于动态的管理之中,是不允许有任何短视行为和消极怠工的。建立起了这种动态管理制度,“后申遗时代”的保护工作才能合理有效地开展。
    此外,设立这种退出机制对非遗市场的良性发展也非常有必要的。那些名不副实甚至欺世盗名的非遗项目,如果依然存在于非遗名录中,势必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效应,导致非遗名录整体质量的下降,人们对正宗非遗的期待和认同也就大大减少。非遗退出机制,就像资本市场的退市机制一样,能够维持非遗市场的良性发展:在淘汰不合格非遗项目的同时,也能更好地确保现存非遗质量过关,提高现存非遗自身水平。比如经历过2005年“夏枯草事件”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广东凉茶,抓住了“申遗”这一救命稻草,因为国家级非遗的名号而收获了民众的信任。但是好景不长,之后的“喝王老吉导致胃溃疡”、“广药与加多宝集团之‘王老吉’品牌分歧”等事件,都给凉茶产业带来危机。这说明“申遗”并非一个理想的“保护伞”。时值2011年,王文章发表“国家将设立国家级非遗退出机制”的言论,凉茶业界52家企业便在《凉茶文化与产业发展公约》中指出,在生产经营中首先要严格自律,不允许凉茶饮料有半点的疏忽和负面影响的出现。由此可见,非遗退出机制,对非遗市场的完善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
    如今,“非遗退出”喊了一遍又一遍,却很少有项目真正退出。何时才能让这些地方政府学会用“后申遗时代”的视野来对看待非遗?何时才能使非遗退出机制不成为一纸空文?何时才能让“申遗热”真正变得理性?非遗退出机制的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五、怎样的非遗应该退出?退出的度如何掌控?

 

    非遗退出机制,在短短的数年间,实现了三级跳:从传承人,到保护单位,再到非遗项目。如新修订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就明确提出了“三个退出”(项目、保护单位、传承人)。而对于各项细则的规定,似乎也已经完善了。但是,作为活态文化,非遗项目是千姿百态的,对待每种非遗的方式也应该是各异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怎样的非遗传承人应该退出?怎样的非遗保护单位应该摘牌?怎样的非遗应该除名?
    以传承人的退出机制为例,我们就不难发现非遗退出机制的模糊性。我们知道,遭遇不可抗拒力原因(如传承人谢世、因健康原因丧失传承能力等)是一定要启动退出机制的。而一些代表性传承人在大型旅游景点长期被旅游部门花钱雇佣在现场做各种技艺表演,很少进行技艺传承活动,这样的够不够得上退出条件?乍一看,似乎符合“不履行传承义务”这一“罪名”。但经笔者调查,一些传承人并非故意此为,而是跟随政府的文化政绩观(如打着非遗宣传旗号进行政绩炫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举措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无法履行传承义务的情况,并非传承人之错,却要将惩罚措施安置于传承人身上?
    此外,从前几年传的沸沸扬扬的赵本山遭非遗传承人名录“除名”的事情上,也可窥见到退出机制的不完善之处。2008年,赵本山成为“二人转”的国家级传承人,这让很多喜欢喜欢“二人转”的观众感到高兴——发扬名人效应,对“二人转”的复兴有很大好处。赵本山在获选非遗传承人之后,不遗余力地推广“二人转”:致力于“绿色二人转”的推广、用“刘老根大舞台”的平台展演“二人转”……不过,他的所作所为却被很多专家认为违背传承义务。面对赵本山对“二人转”的市场化创新运作,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所所长吴文科说,赵本山把二人转“说糊涂了”、“说不好听那就是杂耍”。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也指出:“赵本山徒弟们在刘老根大舞台表演的节目不是传统二人转。赵本山是铁岭市国家级项目传统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如果他传承的是‘大舞台’那样的节目,铁岭二人转遗产保护项目将有可能被‘摘牌’。” 在乌丙安看来,赵本山带领徒弟们在沈阳等地开发大舞台、制作电视片、经营文化产业,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传习活动。对于专家指责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剧场里没有演出原汁原味的传统二人转,赵本山解释说:“我们曾经尝试在演出当中加入了一场完全传统的二人转唱段,但是最后的结果并不乐观,观众不互动,甚至去走廊抽烟,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

 

二人转的商业化改造:有没有违背传承义务?


    扎根于二人转并毕生致力于二人转推广的赵本山,却闹出了传承人“除名”风波,甚至牵扯到了二人转项目本身的“摘牌”——究竟怎样的传承人才应该退出?这其中牵扯到“本真性”与“变异性”的复杂问题,学界尚且未达成一致见解,非遗退出机制对其就更加难有定论了。
    至于非遗保护单位的退出机制,同样存在退出程度的问题。履责不力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算是履责不力?以文化部《调整、撤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中遭到摘牌的长沙市文联(国家级非遗“长沙弹词”的保护单位)为例,虽被摘牌,但在履职期间也做出过努力,如2006年长沙市文联从市政府拿到15万元资金后,组织进行了长沙弹词的保护工作,并于2009年将其申报成为国家级非遗。虽然该市文联对非遗保护进行了努力,不过由于其没有行政职能,导致工作难以开展,只能被迫交由市群艺馆来做。
    另外,当保护单位履职不力的情况下,是警告提醒、督责整改,还是直接更换单位?这一界限的划分也并不成熟。在文化部《提出批评、限期整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中,湘西凤凰县龙玉年苗医药诊所(国家级非遗“苗医药-癫痫治疗法”的保护单位)被列入整改名单。该诊所是私人诊所,虽然拥有技法,但其忙于营业而无暇顾及传承保护工作,因此凤凰县非遗中心主任李德煌呼吁将该项目的保护工作移交非遗中心。是整改还是更换单位,这是考验保护单位退出机制的一大难题。
    况且,非遗保护单位是非遗的责任主体,同时也是利益主体。正是由于利益的权衡,对其的监督、预警和退出,势必滋生问题。网友“许翀”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看到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又多了一个创收的理由,给钱就不警告不退出,反之亦然!”在非遗保护单位的退出方面,要预防文化腐败,该警告就警告,该除名就除名,但目前的保护单位除了文化馆就是人民政府之类,退出机制推行的难度可想而知。
    最后说到非遗项目退出机制,则是更为根本的、也是更为难以把握的。有人认为,国家非遗名录制度应该是“精品集中营”,失去“精品价值”就应该让其退出。但这个精品与否的依据又在哪里?对一个民族具有重大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对于另一个民族可能就并非如此,如何才能掌握好这个度?此外,虽然建立了四级名录制度,但目前列入各级名录体系的仅是87万项非遗资源的十分之一,排在门外的项目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下又如何掌握好“进”与“退”的度?凡此诸类,问题颇多。比如2005年被列入海南省首批非遗名录的“黎族哈应语长篇创世史诗《吞德剖》”,便在2012年根据专家及海南省民宗委意见予以撤销。这部流传于黎族百姓间的史诗《呑德剖》,讲述了人类创始的传说:黎族祖先是天狗和婺女星结合降生于凡间的一对兄妹,而后哥哥杀父娶母,又与妹妹结婚,才繁衍了子孙后代。父亲被误杀,变成了五指山和万泉河;哥哥误娶母亲妹妹为妻,衍生出了黎族文身绣面的习俗。在很多当地学者眼中,这部史诗是黎族口传文化的珍宝,而在政府部门和很多当代黎族人眼里,这部史诗却是落后文化的糟粕:因其充斥着天狗祖先、兄妹结婚、杀父娶母的情节。《呑德剖》虽然从非遗名录中退出了,但却引发我们诸多思考:它尽管充斥着现代人看来的不良元素,但却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究竟值不值得传承?它世代心口传承,而今却在非遗的视野中消失,是不是真的应该退出?现行的非遗退出机制能给我们答案么?
    现行非遗退出机制的种种问题,使得反对非遗退出机制的人也不在少数。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潘守永就认为,非遗退出机制不太适合用在非遗保护上,非遗不需要降温,而应通过引导,慢慢进入正常轨道。他建议,学习英国的遗产信托机制,用专业管理团队来保护非遗,以避免非遗的退出。
    且不管潘教授的建议可行与否,其对非遗退出机制的质疑很有启发意义——有进有出,优胜劣汰,这虽然是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通行的竞争法则,但放在以“文化相对论”和“文化多样性”为指导思想的非遗保护上合不合适?非遗不分贵贱、各有其独特的意义,哪个不应得到应有的保护?国家本来有能力、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些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切不可轻易让其退出。
    怎样的非遗应该退出?退出机制要掌握好怎样的度才能合适?——我们必须在论证中深入探讨。诚然,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只进不出、只好不坏的“老好人”式非遗认定与监督,给非遗带来的是根本的伤害。但若不解决好“怎样的非遗应予以退出”、“非遗退出的度如何把握”这类问题,就盲目施行退出机制,则只会给非遗带来二次伤害。

  

六、非遗退出机制之思:还需建立哪些配套制度?


    通过前文的探讨,我们已知非遗退出机制是实现长久有效保护非遗的必由之路。但非遗退出机制中很多内容尚有争议,单单运行以“除名”为主的退出机制,势必对非遗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还是先从传承人退出说起。传承人在履职期间,会享有传承人待遇。那么,因不可抗拒力原因而无法继续履职的传承人呢?新制定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其中有一条对于传承人的规定,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难以履行传承义务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原代表性传承人继续保留有关待遇。这意味着,非遗传承人享受终身待遇。我们不禁要为云南省的人性化而喝彩。非遗传承人即使丧失传承能力,依然是“人间国宝”,应当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建立传承人退出保障机制。
    而对于非遗项目的退出机制,需要建立的配套机制则更多,因为非遗项目的退出本身就是一套较为完整的“监督—评判—抢救整改—整改不力—除名”体系。在引入退出机制的同时,《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本就一并规划了包括制定保护规划、加强资料保存与研究、完善传承机制等六项保护措施,以及建立定期自查、报告机制,建立督促检查和社会监督机制,建立表彰奖励机制等五项管理机制。这些配套机制的成功运行与否,决定了非遗退出机制的效果。
    同时,非遗项目在退出国家级名录之后,失去了相应的资金支持,该项非遗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如果因惩戒过度而导致它的消亡,就得不偿失了。关于这一点,文化部文件并未明文规定。但依笔者看来,非遗项目退出后的合理安置机制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还存活的非遗形态,应当让其进入待定席,划拨资金加以妥善改造,再适时置于相应等级的名录之中即可;而已经消亡的非遗项目,则应当将其实物、影像资料等紧急置于文化遗产记忆档案之中,留给后人做历史资料;对于所谓的古今结合的“伪民俗”、“伪非遗”,也不要一棍子打死,再将其从名录中清除之后,再按其价值置于现代民俗的研究框架之中。
    此外,是否可以建立非遗(包括项目、传承人和保护单位)复出机制?如非遗项目在退出后是否能重新申请回到该名录、传承人在重新达到传承资格后(如恢复健康)能否重新成为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在整改之后能够重回保护行列……建立非遗复出机制,是对非遗退出机制的有益补充,更能调动各方保护非遗的积极性。
    另外,我们应当看到,非遗退出机制是非遗保护的最无奈一环,如果之前非遗的申报、保护、监督、管理等环节做好了,非遗实现良性传承,则无须退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非遗面临退出窘境,就是最好的退出机制”。因此,在非遗退出机制生效之前,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防止非遗因保护不力而退出。首先,建立健全非遗保护工作的监管机制。仅仅依靠定期检查是不够的,需要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把保护与管理目标任务具体到保护项目、落实到岗位、量化到个人,使保护非遗不再成为一纸空文。其次,建立健全非遗项目管理的问责机制。对履责不力而致使非遗项目受到歪曲贬损的行为,或致使非遗所属环境遭到破坏的行为,要追究其责任。唯有监管到位,才能防止非遗的无奈退出。
    可以说,在非遗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上,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只有铭记“退出,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退出机制的作用。


七、从国际经验走向中国模式——非遗退出机制引来的思考


    自从非遗语境传入中国以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一直力图与国际接轨,吸取了不少经验与成果: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本身就是英文“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翻译;四级名录体系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第三章第12条“清单”的规定而成;代表性传承人则是根据日本的“人间国宝”制度演化而来……非遗退出机制,亦是在国际经验的指引下制定起来的,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令国人骄傲的“中  国模式”。
    非遗退出机制的渊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管理办法。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约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地区对全球的世界遗产项目定期进行监测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有权根据评定结果,把保护状况存在严重问题的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如果列入濒危名录后仍没有改善,则将予以除名。
    此后,直接提及非遗退出机制的,可推至2008年通过的非遗公约操作指南。其中明确规定了人类非遗名录的除名机制,不过至今从未启动。“虽然这还没有发生过,但是有这个可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将根据公约操作指南,若某一项遗产不再符合列入名录的五个标准中的任何某一项,那么它就有可能会被除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负责人杜维勒说。她预计,今后委员会将利用两个渠道获得的信息来判断是否启动除名机制:一是根据缔约国提交的报告来研判,一是通过委员会从社会组织或社区代表等外界获得的关于某项非遗的保护情况来研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对我国的非遗退出机制给予很大启发,但我国能以此为基础更上一层楼,构建了非遗传承人退出、非遗保护单位退出、非遗项目退出的“三位一体”体系。这是我国在实践中所创立的非遗保护方法,是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
    作为较早加入公约的国家,我国近年来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全民保护等都已经成为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这不仅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也为国际社会非遗保护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从前依靠学习日本、韩国等经验而构建的非遗体系,如今有了自己的经验,这是我国非遗工作者值得肯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