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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5期:非遗视野下的“准非遗”理念的诞生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网  作者:本站  发布时间:2013-11-1 11:08:47  阅读数:

 

导语:
        作为“非遗”一词的衍生名词,“准非遗”的几次出现都让人眼前一亮。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准非遗”在非遗保护事业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提出,到底合不合时宜?“准非遗”应该如何界定?它的提出有什么价值?能为现在的非遗保护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在学界,“准非遗”鲜有被提及,成为被学者所罕至的遗忘之地,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探讨“准非遗”理念的诞生与未来展望。


本期内容


一、事件回顾

二、“准非遗”口号接连不断——是噱头,还是意义使然?

三、“准非遗”亮剑——“准非遗”理念的界定与初探

四、“准非遗”是否应大力保护?——“准非遗”形态分析与泛非遗倾向的担忧

五、从“准非遗”理念反思当前非遗保护

 

一、事件回顾

 

   (1)2007年,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举办之前,执委会启动成都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准非遗’)项目大搜寻行动,市民可通过热线电话举荐,凡通过审查的项目将进入成都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申报名录,将进入“非遗节”举办场地——成都国家非遗公园一展魅力。这是“准非遗”这一概念的最早亮相之一。
   (2)2012年6月9日,在我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北京市朝阳区展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非遗项目现场互动展示等活动。其中,让参观者耳目一新的是在区文化馆一楼和户外举办的“念旧”准非遗收藏展。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国人为教堂制作的第一口洋钟、几近绝版的黄色面的、上世纪50年代的碳晶电影放映机、老照相馆里的立式相机、长江牌750摩托车、旧式理发馆、儿时的玩具八卦版(由三合板和纸为材料制成)……。


朝阳区“准非遗”收藏展中展示的老式玩具

   (3)朝阳区准非遗收藏展举办期间,北京电视台、新京报、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进行了专门报道,从而使“准非遗”这一概念开始传播并为人所知。
   (4)2013年5月5日,在扬州杭集船村陈氏庭院百年老宅中,首家村级“准非遗”传习所成立,这是针对“准非遗”传承的全国首创。该村负责人表示,将传习所设在村中,就是为接地气,发掘船村民间文化,这些文化中有不少未被评为非遗(如该村清明节特色食品“印子”),有了这个平台,可令更多后人有机会传承到先辈遗产的智慧和精神,更有利今后的保护。


船村“准非遗”传习所致力保护的印子粑及其模具(左图)、沿江车桅灯习俗(右图)

 

   (5)船村“准非遗”传习所成立后,引起广泛关注。扬州晚报、搜狐等媒体予以报道,不少网友也加入到热议中来,觉得杭集船村能够重视保护一些还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价值民俗等文化,是一件值得借鉴的利好之事。

 


二、“准非遗”口号接连不断——是噱头,还是意义使然?

 

    当“准非遗”一词跃入眼帘,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一脸茫然。什么是“准非遗”?“准非遗”与非遗究竟有哪些联系,又有哪些区别?
    事实上,“准非遗”并不是一个学界公认的概念,甚至几乎没有论文提及这一概念。在我们回顾提出“准非遗”口号的几个事件时,也会发现存在概念并不统一的问题。
    总览各方所提出的“准非遗”,笔者做了以下总结。
    1、成都国际非遗节中的“准非遗”:
    市民可通过热线电话举荐“准非遗”,通过审查即有望进入非遗名录。由此看出,此处所知乃尚未入选各级非遗名录的文化现象,而这些文化现象可能有些不符合非遗标准。
    我们知道,成都国际非遗节是一次国际性的非遗盛会,它的举办令人瞩目。在此期间举行“准非遗”的推荐活动,意在增强全民的非遗保护意识,并且有利于政府的普查、抢救工作,乃一石二鸟之举。故在此提出“准非遗”口号是大有裨益的。
    不过,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只是我国庞大非遗资源中的一小部分,众多公认的非遗都未列入名录,故而未列入名录的非遗也是非遗,并非“准非遗”。成都非遗节中的“准非遗”概念,乃“白马非马论”的典型案例。
    2、朝阳区“准非遗”收藏展中的“准非遗”:
    收藏展中包括了洋钟、黄色面的、碳晶电影放映机等老物件。由此看出,此处是指当前并无入选非遗资格(其原因主要是流传时间不足百年,或由西方工业文明传入而非本土传统文化)的文化现象所留下的器具和实物。
    此次展览馆中,让人耳目一新的,就是其保护工业时代老物件的文化理念。让上年纪的人重温“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时尚品”,此举意义同样非凡:这些老物件,在“准非遗”的理念中找到了归宿,得到了保护和展示的机会,也让观众们在怀旧的同时增强了保护意识。难怪呼家楼街道居民李大妈看完上世纪80年代末的“面的”后便感慨地说:“这种车在北京开了得有10年,我当年还坐过呢,真没想到在这还能看到。”

 


朝阳区“准非遗”收藏展一隅:老物件的集中展示

 

    不过,拿着东方红拖拉机、洋钟、黄色面的、碳晶电影放映机、立式相机、旧式摩托车等并不能算作文物的物件,冠之以“准非遗”之名举行展览令人感到欠妥。它们无论从文化形态上(都是旧式器物)还是展示方式上(静态展出),都是彻头彻尾的博物馆式的文物展出,跟非遗的活态展演相去甚远,这让人不禁狐疑:该展览打出“准非遗”的招牌,难道是吸引参观的噱头而已?
    3、船村“准非遗”传习所中的“准非遗”:
    传习所为发扬船村民间文化而设立,而这些文化中有不少并未被评为非遗。由此看出,此处是指暂不具备非遗名录入选资格的流传于当地社区的民俗文化,而这些文化往往因为传承群体数量少、传承范围小等原因而不被政府重视。   
    一个农村,能够用宝贵的文化自觉意识来保护自己的本村文化,此举是值得大力推广的。每每提及韩日等国的村民团体对乡土文化保护的无私奉献,我国学者总是不无羡慕地说:“社区公众参与保护的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命运。世界上一些自觉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间较长的国家,都把唤起民众的广泛参与作为实施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王文章语)。在小小的船村破天荒地建立起村级“准非遗”传习所,此举令人动容。船村“准非遗”传习所起到了保护乡土特色文化的积极意义,对于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当然,此村级传习所也有概念含混不清之嫌,既然该村传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尚未入选名录的非遗,为何强称其为“准非遗”呢?
    经分析,可见,各方对于“准非遗”的定义并不相同,目的不尽相同,也各自存在各自的“硬伤”。几个事件中的“准非遗”,仅是出于各自的需要而设定的临时概念,并不具有普适性。
    在非遗保护事业如火如荼的今天,任何能跟非遗沾边的事物似乎都能引来不少关注。周村烧饼成为国家级非遗之后,几乎每包烧饼的包装上都写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几字,仿佛有这几个字便金贵许多;加多宝与广药集团,在非遗传承人的归属和非遗广告问题上,各自寸土不让,一时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准非遗”的提出也是如此,本来无法入选非遗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事项,有了这么个名号,地位立刻提高不少,受关注的程度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各事件中,如若“准非遗”口号的提出纯属噱头,则这一词汇删掉也罢。若确有意义,则应保留并推广这一概念。当前来看,以“准非遗”为噱头吸引他人眼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转换对象(如将部分非遗看作准非遗、将物质文化遗产看作准非遗)的情况占据主导,而未有真正凸显“准非遗”存在价值的活动。那么“准非遗”理念的提出到底有没有必要?

 

三、“准非遗”亮剑——“准非遗”理念的界定与初探


    前文已述,“准非遗”的提出虽吸引了不少眼球,但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连其概念都有“滥用”之嫌,让人毫无头绪。
    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准非遗”这一新兴概念呢?从字面看,“非遗”自不必说,“准”在各个事例中均为“如同、类似”之意,“准非遗”即类似非遗的文化现象,这一解释是模糊而不确定的——是指文化形态类似非遗?还是文化价值类似非遗?还是传承方式类似非遗?
    并且,现行的非遗标准涵盖范围极广,甚至包括巫术、占卜等被认作封建迷信的文化也可算作非遗之列。环顾“准非遗”的提出历程,我们发现社会上对非遗的认识尚存误区——即很多人认为未入选四级名录体系的非遗就不是非遗。我们知道,全国已知共有87万项非遗资源(根据第一次全国普查的结果),在4级名录体系之外的非遗数不胜数,绝不能因为未能入选名录而称之为“准非遗”。因为这些传统文化形式本就符合非遗的标准,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迟早是要列入名录的。那么,非遗是如此包罗万象,“准非遗”该如何界定自身范畴?
    依笔者看来,所谓类似非遗而又不属非遗的文化现象,确实有很大一批是可以称之为“准非遗”的。因为当前非遗认定大多强调要有100年以上的流传历史,有3代以上的传承谱系,强调是“传统文化”,并标榜为“遗产”。但是,很多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并不在此行列,而是以一种“无主”状态存在着、濒危着:伴随着工业文明而崛起的油田特色文化(如石油工人号子、石油歌曲)、矿井特色文化(如矿工号子);伴随着生活进步而曾经留下浓墨重彩的旧式缝纫机缝纫技艺、胶卷式照相技艺;曾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并成为拿手绝活的农民版画、洋火枪制作技艺;曾为孩童们乐此不疲的跳房子、跳皮筋、弹玻璃珠;近现代以来的革命故事、改革开放的下海故事、乃至流传于各大学的经典鬼故事……这些,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亦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化,成为既不属非遗领域又不算流行文化的“中间层”——它们虽与非遗标准有差距,但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而在现实中也有其存在的痕迹,也可算作活态的文化遗产,即笔者所理解的“准非遗”。



伴随着工业时代而兴起的矿工号子与矿工歌谣,当前正处于濒危状态

 

    这一界于传统与现代、文化遗产与流行文化之间的“中间层”,有着跟非遗相类似的活态文化形态、相类似的独特价值、相类似的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跟非遗含义接近而又不属于非遗的范畴,与新民俗、小传统等概念都有所衔接,在学术研究中是应占有一席之地的。
    至于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笔者认为这是一块“富矿”,极具研究价值,甚至也极具保护价值的。准非遗与非遗一样,拥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以服饰为例,中式服装制作技艺进入了国家级非遗之列,其中既包括中山装和海派旗袍,但是这两样服装都不同于传统民族服饰,而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而其诞生的时间也都在20世纪上半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是含有“准非遗”要素的非遗。而在其后,新中国成立初的蓝色解放装、60年代的黄军装、80年代马褂式的西装,都曾红极一时,它们都刻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都是历史记忆的见证和文化多样性的独特一面,其存在成为新式服装设计的艺术源泉,它们的制作技艺理应得到保护。



这些民国以来的服装的制作工艺,称之以“准非遗”毫不为过

 

    倘若以“准非遗”中的游艺、体育活动为例,则其价值更可见一斑。80年代风靡青少年群体的洋火枪即鲜明的一例。其制造原理很有讲究,成品无论是造型还是使用方法都已经很接近真实的手枪,但这却是仅仅依靠自行车链条、内胎这样的小部件造出的,显示了当时人们的科学智慧与心灵手巧。洋火枪以火柴为“子弹”,声音虽响却射程极端,小伙伴们即使靠近射击都毫无危险,堪称“和平的武器”,比之现在培养暴力倾向的弹珠枪要强之百倍。如此堪称科学精品并充满乐趣的玩具,因其制作技艺不在非遗保护之列,故而几近失传。此外,弹珠游戏教会孩童谋略与沉稳、跳房子锻炼孩童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这些游艺类“准非遗”在孩童们普遍沉迷电脑的今天,可成为促进孩童全面发展的一剂良药,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工艺简单而又充满智慧的洋火枪制作技艺可算是“准非遗”的代表作

 

    “准非遗”虽然没有绝大多数非遗流传时间长、没有绝大多数非遗所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浓厚,但其所体现的近现代社会进步、工业文明发展等要素,是非遗体系所不具备的。如照相行业中,立式相机摄影技术、胶卷冲印技术、照婚纱照习俗等,都成为工业历史的见证,成为人民生活水平步步高升的见证。
    可见,“准非遗”作为近现代文化遗产,与代表着传统文化遗产的非遗相得益彰,其存在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希望,今后的“准非遗”活动能够如火如荼地举办起来,使“准非遗”理念能深入人心,而不仅是以此为噱头“挂羊头卖狗肉”

 

四、“准非遗”是否应大力保护?——“准非遗”形态分析与泛非遗倾向的担忧

 

    “准非遗”既然有其存在的意义,那自然应该得到相应的保护。正如朝阳区文化馆副馆长张馨元所说:“这些还不能成为非遗的老物件承载着历史特点,也凝聚着人们的集体记忆,我们希望利用‘准非遗’这个概念,呼吁大家对现在现有的、身边的、正在消失的这些东西有一个保护的意识。”而退休教师田先生在看了关于船村“准非遗”传习所的报道之后也说道:“不光有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准文物等,它们虽然还没被申报和保护,但其文化内涵等仍很重要。”
    “准非遗”不仅有其现实需要,而且是对非遗体系的有益补充,它理应与非遗共同构成贯穿古、近、现代的文化遗产体系。那些打下过鲜明时代烙印的“准非遗”,在其慢慢变成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成为非遗的一部分。如音乐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工农革命歌曲、抗日救亡歌咏、秧歌剧等,都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音乐形态,如果对其加以保护,则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进入非遗名录。如若无人传唱,任其消失,则相当于失去“未来的非遗”,对于非遗保护事业的推进也是有害无益的。
    但是,“准非遗”要想提上保护议程,却并非易事,这从“准非遗”的分类体系上可见一斑。同非遗一样,“准非遗”中有精华亦有“糟粕”。据笔者所了解,在“准非遗”体系中,可分几大类:
    一是“传统型准非遗”,即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延伸,如民国服装制作技艺就鲜明地继承了传统。这类“准非遗”多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很多都可构成非遗的有益补充。不过,此种类别的“准非遗”也有不少面临传统性消失而现代化过度的窘境。传统工艺正在机械化、商品化大潮中慢慢消失,是此类型“准非遗”的一大问题。一些文化形态有传统之形但无传统之实,成为与非遗相混淆的“劣币”,如作为“准非遗”的大规模复印式年画与作为非遗的木板年画,形成鱼龙混杂局面,则这种“准非遗”就不值得保护。
    二是“中西结合类准非遗”,即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如岭南民国建筑工艺(中山大学就有不少此类的建筑存在,此类建筑手法目前已甚为罕见)就是中西结合的典范。这类“准非遗”无论从美学还是历史价值来看都是值得保护的。不过,由于时代变化迅速,中西结合的工艺、艺术日新月异,符合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这类“准非遗”已经很难得以保护了。

 

中山大学的校园建筑,此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有待传承


         三是“工业准非遗”,即工业化浪潮下所创造的文化样式,如煤矿工人号子就是工业文化的典型案例。这类“准非遗”体现了工业文明发展史上的特色文化,但于今时今日已经如同大多数非遗一样,面临淘汰的窘境。如旧式的立式相机照相技术,现在又有几人在用?况且,这类“准非遗”没有传统文化的痕迹,无法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记忆,对其进行保护并不具备太大意义。
    四是“意识形态型准非遗”,受近现代意识形态影响所产生的文化样式,如忠字舞就很鲜明地反映了文革时期红卫兵对领袖狂热的崇拜。这类“准非遗”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直到文革期间层出不穷,花样繁多,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不论是红色歌谣这样的“正的文化遗产”还是样板戏那样的“负的文化遗产”(给人以反面教育意义),都值得保护,而且它们中很多也是“将来的非遗”。
    五是“民间自发型准非遗”,即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形态(指受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工业化和意识形态影响较少,但在民间却流传开来的文化形态),如打洋火枪等一些层出不穷的民间游戏都是民间悄然流行的。这类“准非遗”往往生命力较短,流行一阵之后就为其他文化形态所代替,故而唯有其中宝贵的、有价值的文化类型方可予以保护,否则会因面面俱到而无可保护。
    通过对“准非遗”的形态类别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所谓的“准非遗”属于非遗的衍生品,当然不属于保护的范畴,而是商业开发的产物;也有不少“准非遗”属于负面影响较大的文化类型,也不必将其一一保存;还有不少“准非遗”在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没有必要花大力气进行保护……
    非遗保护的现状,也使得“准非遗”保护之路注定艰难。我们知道,自2001年昆曲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非遗保护事业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非遗名录的认定,更是成为热议的对象。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质疑:“宫保鸡丁也是非遗?”“猪头肉也能申遗?”“童子尿煮蛋也是非遗?”“跳大神也算非遗?”“十字绣(诞生于土耳其的舶来品)也是非遗?”“散打也是非遗?”这种质疑背后,反映的是非遗保护中两难现象:一方面非遗要保证其代表性,就应当涵盖各种类别,包括民间饮食、民俗信仰、中西结合的舶来品等;另一方面,非遗的扩军势必造成泛非遗倾向,将不是非遗的文化现象列为非遗,甚至将物质文化遗产当作非遗。这种泛非遗倾向是可怕的,会造成真正濒危的非遗的不到保护,而假非遗、伪民俗、文化糟粕却大行其道的局面。而“准非遗”则极易成为泛非遗倾向滋生的温床,本来不濒危、不具积极价值、传承不足百年的文化形态,一旦打上“准非遗”的旗号,招摇过市,则会带来恶劣影响。



泛非遗倾向令人担忧


    依笔者看来,虽然“准非遗”确有价值,但目前政府尚不可大力保护,能够作为一项理念深入人心即可。我国现有的87万项非遗资源中濒危者众多,政府尚不能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全力保护,更不必说保护所谓的“准非遗”。至于“准非遗”的保护主体,应为与“准非遗”密切相关的广大民众,他们会怀念当年所经历的、属于自己的年代的文化,并以其文化自觉将其传承下去。而政府,所要做的只是引导民众树立对“准非遗”的文化自觉意识。



五、从准非遗理念反思当前非遗保护

 

    作为非遗保护运动中的“衍生品”,“准非遗”难以构建自己的体系。但它却成为一面镜子,让人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反思当前的非遗保护工作。
    首先,当前的非遗认定体系并不完善,存在模棱两可的现象,引起很大争议。比如一些像十字绣这样的舶来技艺属不属于非遗?比如已经大规模采取现代机器印刷的年画工艺算不算非遗?比如中山装这样中西结合的近代技艺属不属于非遗?结果造成非遗认定一团乱麻。倘若引入“准非遗”理念,便可使非遗认定更加科学全面。对于一些因“是否属于传统文化”而引起较大争议的非遗,可在非遗与“准非遗”间做一个比较,更接近于非遗的,则进入非遗名录;更接近于“准非遗”的,则将其列入“待定席”。将“准非遗”理念作为非遗认定的一个标尺,势必将使非遗认定机制更加规范。




十字绣入遗引争议——何妨从“准非遗”理念来分析?


    其次,对于非遗保护力量该如何分配,“准非遗”理念也可给出答案 ——政府与民间应相得益彰。扬州船村负责人希望通过“准非遗传习所”这一平台,发掘船村及周边有价值的民俗等遗产,先自发继承和保护,待达到条件时再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市政协委员史明据此说道: “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民间团体对身边遗产的自觉保护,我也将建议相关部门重视这一工作。”而朝阳区准非遗收藏展参观者也对那些尚不能入选非遗名录的老技艺、老游戏感触良多。那些还未入选非遗代表性名录体系的非遗和“准非遗”,无法受到政府的相关保护(如设立保护单位、传承人补助、提供传习场所、设立传习基地等),唯有民间自觉保护一途。从船村和朝阳区的实践可以看到,“准非遗”理念,实乃激发民众自觉参与非遗保护的一剂良药。
    另外,在非遗保护中,我们所缺失的意识之一就是“身边文化观”。我们执着于名气响亮的非遗项目,往往将目光投向联合国级非遗、国家级非遗,而忽略了很多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文化。而“准非遗”理念提供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身边文化观”,寻找并保护我们身边的文化:只有保护好我们儿时玩的游戏、我们欣赏过的工艺美术、我们传唱过的歌谣,才能形成欣欣向荣的文化氛围,而非遗也就真正地重现了生机与活力。